思想的独舞者 ——对话孔见

孔 见

孔见，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创作和哲学研究，兼习书法。作品以思想性见长，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评论集《韩少功评传》，小说集《河豚》等行世，并有多篇论文发表，作品收入多种选本。主编的著作有《云起天涯》《蓝色的风》《对一个人的阅读》等。

周新民：孔见老师，你是海南本土人么？

孔见：对，我的祖先在九百年前就步苏东坡后尘到海南了，传到我这里就是27 代。

周新民：如此说来，你算得上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了。说起海南文学，人们脑海里马上蹦出叶蔚林、韩少功、蒋子丹这样一些作家。这些作家其实是不是海南本土作家，是从外地迁入海南的。在这些外迁作家光环照耀下，海南本土作家的创作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本土文学历史创作的线索、现状？

孔见：海南建省以前，隶属于广东省，文学创作的活动包括取得的成绩都归入广东文学板块里面去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海南的红色题材的创作，在广东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如吴之的长篇小说《破晓之前》，和有关红色娘子军的写作。后来，他还写过《红色少年连》等一些带有纪实性的作品。另外，冯麟煌、李廷奋等人的诗歌和伊始、崽崽等人的小说、散文，在七、八十年代的广东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只是没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南的文学是到了1988 年建省以后，海南成为一个省份以后才真正纳入中国文学的版图。而这个时候，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叶蔚林、韩少功、蒋子丹等一些外来的移民作家，他们是带着影响力过来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身影。我们这些人在本土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就我来说，实际上写作的开始还算比较早，我在七十年代末年，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八零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对哲学感兴趣，转向了，不再去做这些事。

周新民：为什么会从诗歌转向哲学，有什么样的考虑或者机缘在里面？

孔见：当时我对文学的爱好，带着某种功利性。我企图通过文学给自己指明个人生活的方向，能够让我活得更加明白、坚强与从容，搞清楚生命的底细，拨开困惑的迷雾。但是，在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中，我得不到这样一种受益。不仅如此，文学的矫情还把我的情感搅得越来越多愁善感，变得比原先更加脆弱，也更加迷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学渐渐失望。我想要的东西，文学给不了我。我听说，哲学能够使人智慧，所以我就转向对哲学的学习。在广州读本科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上课，整日在图书馆里度过，近乎疯狂地阅读与思考。我的毕业论文后来得到广东哲学界的老前辈、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黎克明教授的赏识，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高度评价了我的论文《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让我参加了全国人道主义和人的哲学研讨会，论文也得以节选在《现代哲学》上发表。还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光明日报》、商务印书馆等组织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于是，我也雄心勃勃地想在哲学方面有些作为，埋头写了一些哲学论文。1988 年海南建省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我那时候还是想在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继续把课题搞下去。但市场经济的浪潮已经把海南岛席卷起来了，我的一些朋友都跑到海口了，他们老是动员我过去。最后，我还是抵不过朋友们的劝说，到了海口来，在一个民办的报社工作，成天跑新闻编稿子，人来人往，嘈杂混乱，时间与思维的连续性被支离破碎，哲学就搞不了，搁浅了。我便开始写了一些随笔、诗歌之类的东西，算是回归文学。

周新民：我明白了。这就是你的随笔、诗歌、小说非常富有哲理的重要原因。

孔见：从很小的时候其，我就有一种很深的纠结和困惑。困惑于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什么回事、到底有什么意思，经常跑到人烟稀少海边沙滩上，默默地站着，一站就站了很久。那时候我还没到十岁。我是一个非常沉寂、甚至是孤寂的小孩，跟人群社会有点儿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写作的兴趣是从个人的孤寂和胡思乱想里生长出来的。我整个人说起来还比较单纯，无论是爱好文学还是爱好哲学，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要搞清楚人生这一个迷津。我写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有散文、有随笔、有小说，但基本上都是扣着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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