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插图设计对现代书籍装帧新启示*(3)

三、出版社的深度参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服务大众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时发挥宣传教化的作用，书籍插图受到空前的重视。各地的出版机构纷纷主动出击，走出去和作家增加接触，广泛约稿，并对小说的正文本和副文本“生产”深度参与。

1954年，由出版总署牵头，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了书籍装帧插图展览会。这次会议对今后图书插图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各大出版社培养自己的专业画家，美协、艺术院校的知名画家也被组织起来为反响好的作品创作插图。出版社的全力组织与深度参与对这一批“红色经典”插图的出版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出版社十分重视读者关于插图的建议、批评。“红色经典”小说的插图与文本的创作并不同步，小说如果反响比较好，再版时，出版社会出面找画家追加插图。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会深度参与插图的创作，包括画家的遴选，听取作者的意见。

《林海雪原》再版时加上了孙滋溪为其做的插图，随着革命英雄传奇故事被视觉再现，观者感受到了浓厚的战斗气息，少剑波等直观化的形象获得读者的一致好评。《红旗谱》出版后一再刊行，出版社决定印豪华版的插图本。在插画家人选上，出版社征求作者梁斌的意见，梁冰推荐自己的同乡黄胄，理由是黄熟悉书中所写地方的风土人情，《红旗谱》插图的成功也说明了作者的独具慧眼。初版的《创业史》没有插图，出版社对于这一皇皇巨著非常重视，先后找了阿老和苗地，希望他们能够为《创业史》插图，后来在插图问题上也征求了作家柳青的意见。可见，在该小说的插图问题上，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

四、结语

今天，书籍中的插图内容更加丰富，插图技术更加高超，但真正让人们记住的图书插图却越来越少。一方面，出版社为了经济简便，不愿花钱再请画家为文学作品插图；甚至在再版时，会删去原来的插图。孙滋溪为《林海雪原》画的小白鸽、小炉匠这些可视、可感的形象至今仍活在读者的心中，他曾经想免费修改补充原来的插图，但遗憾的是，再版的《林海雪原》连以前的插图都没有了。[6]另一方面，插画家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的劳动不成正比，导致真正潜心于图书插图并“为他人做嫁衣”的画家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画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今天的书籍装帧设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装帧设计，是可以从“红色经典”插图设计中得到启发的。首先，出版社应该对图书插图设计高度重视，多下点功夫，把好的作品送到画家手中，并愿意拿出更多的资金请他们插图。其次，艺术大师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潜心研读原著，在对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最后，作家、编辑、画家三者应该通力合作和密切沟通，在插图的细节上达成共识。唯有如此，优秀的图书插图离读者才会越来越近。

铁凝认为，插图是“作者的血肉和他所塑造的形象的血肉的饱满的混合”，是画家不断琢磨出来的结果，散发着人间的气息，是任何机器制造产品替代不了的。[7]今天，再次探讨“红色经典”插图设计，这不仅仅是对一种出版模式的简单回顾，也是对传统出版艺术形式最好的学习与追忆。

[1][3]邓中和.不朽的名著，不朽的插图——《红岩》插图创作的前后[J].美术，2016（8）

[2]编辑部.关于改进文学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工作的座谈会记录[N].人民日报，1953-06-23

[4]王维玲.《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J].中国编辑，2008（7）

[5]丘耳.给文学作品多画些插图[N].人民日报，1958-06-26

[6] 戴慧文.文学书籍呼唤插图[N].光明日报，1998-08-01

[7]汪家明.中国小说插图的起起落落[J].连环画报，2013（1）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更加紧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图书的插图质量却不高。有些插图让人看起来一头雾水，有些插图不是出于欣赏者阅读的需要，而是为图而书，生生弄出一些“插图珍藏本”，把文章插得七零八落，文气全无，读者没有办法通过插图来理解文本，也无法欣赏到插图本身的美感。因此，当代书籍装帧中的插图设计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领域，如若不慎重对待，会影响整个图书的质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红岩》等反映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被日后称为“红色经典”，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是这些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出版机构。贺友直、华君武、丁聪、李少言等美术界大师涉足插画创作，为这些长篇小说做插画，文学作品插图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苦菜花》中就义前大义凌然的星梅、《铁木前传》中端着水碗侧身而坐的小满儿、侯一民版《青春之歌》中各个阶段的林道静，牛文、李焕民等的《红岩》系列版画插图，都成为当代插画领域的经典形象，深深地留在读者的脑海中，让人久久回味。这批插图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神准确，艺术手法比较大众化，与小说文本关系紧密，并以其图文共生的艺术魅力为“红色经典”增色不少。笔者认为，作家、编辑、画家的联动，画家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出版社对插画创作的深度参与等因素成就了这一批文学作品插图的艺术地位，这正是“红色经典”插图设计对现代书籍装帧的启示所在。一、作家、编辑、画家的联动“红色经典”插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设计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该时期插图是在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下分工明确、组织得当的集体创作，是作家、编辑、画家通力合作、紧密联系的结果，哪一方单独努力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功。[1]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文学读物中的插图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王朝闻《谈文学书籍的插图》一文，建议文学读物应该改进插图设计。紧接着，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各大出版社、期刊负责人以及美协的画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认为应该重视插图艺术，有责任组织专业力量为书籍做插图设计，培训与发掘插图人才。同时，政府文化行政机关应该在这些要素之间起到很好的协调与沟通作用。这为此后出版社、美术家、作家三者的通力合作奠定了很好的社会文化氛围。[2]小说《红岩》的文本和插图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作者、出版社、画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密切沟通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小说最后的润色、加工是在重庆美协完成的，美协的画家成为《红岩》的第一批读者，红岩版画也得到作家的建议，画家与作家并肩战斗，倾力塑造小说文本与插图。整套插图以黑白色调为基调，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画家们用锋利的刻刀刻画出了站在地牢门口、目光如炬的许云峰，从黑牢中伸出双手、请求指导员给一支枪的龙光华，被鳞次栉比的房屋和秃鹫包裹着的“小萝卜头”……在这里，奉献、牺牲、斗争的精神得到视觉化呈现。今天读当年的信件，发现作者和出版社就插画问题的沟通十分具体，“已经和四川美协做过协商，决定由李焕民、正威、李少言等集体创作插图，形式为黑白木刻”；在另一封给出版社的信件中，作者对四川美协插图充分肯定，并问编辑部的意见，是否可以采用？在《红岩》的校阅版本出来后，作家、出版社、画家之间仍然保持紧密的联系，就插图问题不停交换意见。[3]可以说，插图与小说文本共同造就了《红岩》。另一“红色经典”巨著《红日》的插图，作者吴强和出版社、画家充分交换了自己的意见。吴强有战斗经历，画家在为这本反映战争的书籍做插画时也充分尊重他的想法，有的画稿甚至经过了多次推敲。吴强希望出版社关于孟良崮战役的插图能够全用，因为本书的重点在这里。最后一幅关于孟良崮山头胜利场景的插图，包括红旗的色彩，作者都给出了具体意见。关于插画家的稿酬，作者恳请出版社从优考虑，可见吴强本人对画家工作的尊敬与认同。[4]正是作家、出版社、画家三者对于小说插图的高度重视与通力合作，才成就了1959年《红日》精装插图本的成功。政府与出版社的重视、画家的积极创作、作者的深度参与，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插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文艺报》在1959年对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优秀小说最优秀的插图予以展出，这其中有侯一民为《青春之歌》做的水墨插图、孙磁溪为《林海雪原》做的杨子荣智战小炉匠等。二、画家对作品的深入了解画家为文学作品做插画，不能脱离作品本身。因此，小说文本与插图是一个互文共义的整体，它们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同时，好的插图不仅能将文学形象视觉化，并能延伸主题、深化内容、拓展文本的表意空间，帮助读者领略“文字之所不及”。因此，插画家给小说做插图的前提是对作品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对小说背景的充分认识、小说情节的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充分理解。“红色经典”插画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做得十分到位。对小说背景的充分认识。20世纪50年代，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问世。张德育接到出版社的任务，为《苦菜花》创作插图。经过几个月反复研读原著，并深入故事的发生地山东去体验生活、观察人物，结合自己的生活情感，成功地刻画了母亲、娟子、星梅、杏莉等形象。在这之后不久，张德育为孙犁的《铁木前传》创作插图，其创作过程也是先下乡体验生活，对小说中的人和事有一定的体会与了解后才动手创作。《红旗谱》的插图为黄胄所做，黄胄作为作者梁斌的同乡，比较熟悉家乡的风情。他多次与梁斌就书中的人物进行探讨，并回到家乡保定体验生活，积累小说插图创作素材。他试图走近各行各业的人，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渔民、农夫、炊事员、理发师是他练习写生的对象，并成为日后春兰、朱老忠、运涛、地主冯老兰的人物模特。所以，翻看黄胄为《红旗谱》所作的插图，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画家尽量让每个人物都忠实于原著，使观者对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的中原农村人物形象留下更直观的印象，形成更为感性的认知。对小说情节的准确把握。绘画作为空间艺术，具有瞬间性的特点，对于表现时间的连续性来说是它的弱项。所以，文学作品插图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进行叙事是最明智的选择，“这一顷刻”可以是小说文本中最富有意义的重点场景、最能体现作者思想的故事内容以及最能够突出人物性格的重要情节。插图通过对“这一顷刻”的精心选择并将其转换为可视性图像，使读者快速记忆与把握故事情节，突破绘画艺术的空间性“软肋”，最终达到用图像讲好故事的叙事目的。“红色经典”插图截取的多是最富有意义的瞬间，让观者能很快了解故事的情节、事件、人物、场景等。小说《红旗谱》中的春兰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她一心向往光明，并敢于向不平等的封建压迫说不。画家黄胄在20世纪80年代补充的春兰插图中，截取了春兰在地上写“革”字的片段来表现她的淳朴与进步。她侧身而坐，乌黑的长辫垂在身后，正伸出右手划写“革”字。这一情节的选择也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冀中儿女参与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故事主题，深化了小说的主旨。侯一民版《青春之歌》8幅插图的场景选择，都是紧紧围绕着小说的主题——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成长来展开的。开场第一幅是离家出走的林道静带着忧伤无助的神情坐在海边（见图1），接下来是作为局外人的林道静怯生生地注视革命人群、到后来与革命学生在一起看书、再到接受监狱生活的洗礼（见图2），到最后作为一位成熟革命人毅然前行，在这8幅连续性插图的线性叙事过程中，观者很清楚地看到林道静成长的动态过程：由懵懂的知识青年蜕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插图顺着小说情节构图，将文本中相对复杂的事件情节加以提炼，选取重要的场景加以表现，做到了与小说文本的思想内容高度吻合。图1 《青春之歌》插图之一：林道静在海边图2 《青春之歌》插图之二：林道静在狱中对人物性格的充分理解。“红色经典”插图为读者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艺术形象，以至于《苦菜花》《红旗谱》电影选演员时，导演们大多参照了插图中的人物形象。可见，插画家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十分传神逼真，对每个人物的理解都深刻、精准，做到了真正深入原著、深入角色。《苦菜花》中描写了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冯大娘，她将多个子女相继送上了革命的征程，最后不惜牺牲小女儿的性命来保全家乡的兵工厂。张德育在为这位母亲做插图时，联系到自己的妈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将守寡多年拉扯大的儿女先后送去参军的举动，从中受到启发，加深了对小说女主人公的理解。插图中的“母亲”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坚毅而又慈祥的目光散发着动人心魄的力量。读者丘耳认为冯德英的《苦菜花》插图，帮助读者看到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外貌。[5]三、出版社的深度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服务大众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时发挥宣传教化的作用，书籍插图受到空前的重视。各地的出版机构纷纷主动出击，走出去和作家增加接触，广泛约稿，并对小说的正文本和副文本“生产”深度参与。1954年，由出版总署牵头，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了书籍装帧插图展览会。这次会议对今后图书插图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各大出版社培养自己的专业画家，美协、艺术院校的知名画家也被组织起来为反响好的作品创作插图。出版社的全力组织与深度参与对这一批“红色经典”插图的出版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出版社十分重视读者关于插图的建议、批评。“红色经典”小说的插图与文本的创作并不同步，小说如果反响比较好，再版时，出版社会出面找画家追加插图。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会深度参与插图的创作，包括画家的遴选，听取作者的意见。《林海雪原》再版时加上了孙滋溪为其做的插图，随着革命英雄传奇故事被视觉再现，观者感受到了浓厚的战斗气息，少剑波等直观化的形象获得读者的一致好评。《红旗谱》出版后一再刊行，出版社决定印豪华版的插图本。在插画家人选上，出版社征求作者梁斌的意见，梁冰推荐自己的同乡黄胄，理由是黄熟悉书中所写地方的风土人情，《红旗谱》插图的成功也说明了作者的独具慧眼。初版的《创业史》没有插图，出版社对于这一皇皇巨著非常重视，先后找了阿老和苗地，希望他们能够为《创业史》插图，后来在插图问题上也征求了作家柳青的意见。可见，在该小说的插图问题上，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四、结语今天，书籍中的插图内容更加丰富，插图技术更加高超，但真正让人们记住的图书插图却越来越少。一方面，出版社为了经济简便，不愿花钱再请画家为文学作品插图；甚至在再版时，会删去原来的插图。孙滋溪为《林海雪原》画的小白鸽、小炉匠这些可视、可感的形象至今仍活在读者的心中，他曾经想免费修改补充原来的插图，但遗憾的是，再版的《林海雪原》连以前的插图都没有了。[6]另一方面，插画家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的劳动不成正比，导致真正潜心于图书插图并“为他人做嫁衣”的画家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画家的参与。笔者认为，今天的书籍装帧设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装帧设计，是可以从“红色经典”插图设计中得到启发的。首先，出版社应该对图书插图设计高度重视，多下点功夫，把好的作品送到画家手中，并愿意拿出更多的资金请他们插图。其次，艺术大师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潜心研读原著，在对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最后，作家、编辑、画家三者应该通力合作和密切沟通，在插图的细节上达成共识。唯有如此，优秀的图书插图离读者才会越来越近。铁凝认为，插图是“作者的血肉和他所塑造的形象的血肉的饱满的混合”，是画家不断琢磨出来的结果，散发着人间的气息，是任何机器制造产品替代不了的。[7]今天，再次探讨“红色经典”插图设计，这不仅仅是对一种出版模式的简单回顾，也是对传统出版艺术形式最好的学习与追忆。参考文献 ：[1][3]邓中和.不朽的名著，不朽的插图——《红岩》插图创作的前后[J].美术，2016（8）[2]编辑部.关于改进文学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工作的座谈会记录[N].人民日报，1953-06-23[4]王维玲.《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J].中国编辑，2008（7）[5]丘耳.给文学作品多画些插图[N].人民日报，1958-06-26[6] 戴慧文.文学书籍呼唤插图[N].光明日报，1998-08-01[7]汪家明.中国小说插图的起起落落[J].连环画报，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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