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给本已渐行低落的金庸研究再次带来热度。按中国知网篇名检索“金庸”的结果，自1999年突破50篇以来，一直到2017年，每年均未超过100篇，其中2003-2014年保持在70～94篇的范围，而从2015年开始锐减，2015-2017年仅在52～61篇之间，2018和2019年又分别高达118和109篇。这一方面是金庸先生去世之后，按中国传统就可基于“知人论世”而“盖棺论定”了，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金庸先生在小说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是金庸小说的成就让人深切缅怀，可从中吸取为后来者借鉴继承的良好经验。本刊2019年刊出了两篇纪念金庸小说的论文，今年再刊出陈墨先生的论文。陈墨先生是中国金庸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且对金庸先生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与理解，本期刊出他的《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意在研究金庸“全人”，对金庸的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共计八个身份进行全面研究，该文首次以这样的角度进行金庸的总体性研究，角度独特，创新性强，本刊特别予以强力推荐。本期还刊出了刘卫英女士的《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仙道救急及其民俗观念》，文章特别指出，当古代朝廷赈济无力时，民间社会就会起到调节作用，并在社会机制不健全时体现为侠绅的小概率事件和仙道的幻想性事件，这对形成社会治理的“善治”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金庸是查良镛先生的笔名之一，除此之外，查良镛先生还有查理、林欢、姚馥兰、乐宜、徐慧之、黄爱华、萧子畅等多个笔名，本文以金庸指代查良镛。金庸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作品文本研究，一是作者传记研究。传记研究又有两种路径：一是人生经历研究，一是工作业绩研究。工作业绩研究有一条便捷路径，是对研究对象的头衔与功业作相关性研究。金庸先生有很多头衔，头衔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恰当与否，需以其功业为据求取实证。

金庸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前夕，苏州大学于2019年10月26日主办了“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通知上介绍了金庸先生的政治家、报人、小说家三个头衔，外加一个特殊身份，即苏州大学杰出校友。在百度“金庸”条目下则有两种说法：一是简要说法，说金庸是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二是比较详细的说法，说金庸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外加一个荣誉头衔即“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上述说法有明显不同：一是对头衔与身份的排序不同，苏州大学的排序是政治家第一、报人第二、小说家第三，百度排序是作家第一、政论家第二、社会活动家第三；二是头衔的数量不同，百度“金庸”条目正文中增加了新闻学家、企业家两个头衔。不同的排序，体现了排序者对主人公工作成就及社会身份评价的不同，同时也体现了排序者价值观的不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上述几种描述与评价是否恰如其分？例如，说金庸是“政治家”以及“新闻学家”，是否合适？说金庸是政论家或许没有问题，如果说他是“政治家”恐怕就需要对“政治家”的概念作专门界定；同样，说金庸是新闻家没有问题，但说金庸是“新闻学家”，那就要对金庸的新闻学思想及其理论贡献进行举证。

如何使用恰当头衔描述金庸的实际功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金庸的工作经历中，梳理出八种不同的工作头衔，即：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改革开放40年来，金庸与金庸小说一直是中国侠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根据对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金庸小说与金庸研究的重要性排序仅次于“涵盖广义武侠小说的总体研究”之后名列第二[1]；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武侠小说与中国侠文化研究中，金庸研究成果众多，涉及广泛，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2]；金庸小说虽然作为大众文学，但金庸小说研究早已广泛地进入了中国内地的学位体制[3]。但却至今尚未见到对金庸先生的身份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本文对金庸的八种身份进行专门集中研究，逐一举证论述，进而讨论这八种身份的相互影响，最后讨论这些头衔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以此为全方位研究金庸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金庸的八种身份：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

金庸在许多工作领域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本文列举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共八种身份，这种排序形式，是按金庸的工作经历顺序排列。对于延续时间很长的工作身份，则按起始节点为序。以下逐一讨论金庸的八种身份。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1/0307/8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