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廉万事兴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浦江郑义门郑氏先祖郑琦临终前召集子孙立下遗嘱：“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天实殛罚之。”从此开启了郑氏家族历十五世、子孙中173人出仕无一人因贪墨被罢官的“江南第一家”传奇故事。

家“廉”万事兴。“廉”既是对先祖的孝悌，更是对子孙的严规苛求。清·金兰生 《格言联璧》：“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郑义门的祖训：“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慌厥事，毋纵奢侈以干天刑。”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崇尚的孝义准则。《郑氏宗谱》第88条对子孙作出严厉警示：“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如被诬指者则不拘此。”

在郑氏家族内部还形成一个集做事、监督于一体的组织架构，专设有“监视”一职，郑氏家族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悌不当行为，需要在“听训鼓”接受“评议”“责罚”和“弹劾”。从家庭角度、用刚性制度约束族人为官清正、清廉为政，已成为保持郑义门“子孙贤”“家族旺”的根本保证，指引着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前行。《郑氏宗谱》计，明初从政郑氏族人，被委以重任者有47人之多。其中，礼部尚书郑沂、内藏库提点郑洪、翰林院待诏郑洽等，成为朱明王朝初年的台阁重臣。此后郑氏弟子出仕居官遍布全国，文臣武将兼备，大有长袖可舞之势。

郑氏淳厚家风让天下士子追慕而来。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宋濂追随吴莱迁居浦江青萝山东明书院，主讲20余载。东明书院末任山长郑骏声在《义门郑氏碎锦汇编》称宋濂是“义门毓秀培英，陶模铸范，辅佐同居”的良师。此后如元代儒林“四大家”中的虞集、揭溪斯和方凤、吴莱、柳贯、黄溍诸浙东硕儒，皆为郑氏族人“座上宾”。

一脉相传的清正家风，正如江上清风徐来，不仅荫泽子孙后代，也深深影响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和一个时代的进步。

吴越国王钱镠出身贫寒，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深知民间疾苦，治家“严甚且细”，曾寄夫人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聊聊数言，对这位糟糠之妻的关心思念跃然纸上。清代学者王士祯曾称其二语 “情深冠千古”，苏东坡演之为《陌上花》三绝句，并写下《六事廉为本赋》。钱镠建国，有术士献计填筑西湖建府治，称 “则家祚国祚当千年”。钱镠不为心动，认为家族岂可与民争利，西湖才得以保全。其孙钱弘黜根据先祖 “善事中国”遗训，“纳土归宋”后，浙江一带一直为富甲华夏之区。钱家以善政的遗泽，名门望族千年不衰。

相反，如今身陷囹圄的众多“老虎”“苍蝇”们，又何曾会想到今天？家风不正，“一家两制”，私欲膨胀，不受监督，其结果就是“自作孽，不可活”，试问历史上哪个得以善终？

清则正，清则久。1943年延安整风后，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新中国成立后，又制定了十条家规，把治家修身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追根溯源，周家先祖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提出“出污泥而不染”思想以来，“出仕为宦，官清吏瘦”成为《周氏家训》的核心要义，深受“爱莲”文化精髓教化的周氏后人历经数百年而生生不息。周恩来的作风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张爱萍曾说过“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

只有心中始终装着百姓，毕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使工作再苦、再累，但内心始终安然、“家”始终幸福。史载，郑板桥当了十余载 “父母官”,却没有“乌纱略带心情变”,是个名副其实“一贫如洗,两袖清风”的“穷官”“清官”。 离开潍县时,郑板桥只雇了三头毛驴，“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这是百姓对清廉的最高评价。汤显祖只做过5年遂昌知县，后人建有“遗爱祠”感怀纪念他，《临川四梦》更是奠定了其“东方莎士比亚”地位。这是历史对实干的最好褒奖。

立志建设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政治生态的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家风建设，并使之成为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今天，党员干部更要始终坚持清字当头，一清到底，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清心寡欲，始终做到清正为民、两袖清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铁肩担责，奋发有为，以忠诚、干净与实干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对“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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