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没有后悔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2)

如果说《文化苦旅》一炮而红的年代，是中国从“文革”断层走出来之后的纸质出版的高峰时刻，那么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普及则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而恰恰在这一时刻，余秋雨又开始介入了电视制作，包括千禧之旅、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以及数不清的各种电视专访与对话，他又一次赶上了时代转变与传媒转型的红利。

“他（余秋雨）是一个有传播意识和介质敏锐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传播中心，他就会适度地让自己做调整。”顾文豪说。

余秋雨说，自己是个永远向前看的人，“我不喜欢缅怀，不喜欢装模作样地缅怀，因为我过去走过的路其实不重要，它发生变化或者没变化也不重要，要看就看我没看过的。”

苦旅

余秋雨的口才落到笔下同样令人惊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曾多次采访过余秋雨，迄今都还记得看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后的感受。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写得非常美，你要说哪一个人能够把理论用那么激情洋溢又那么美的文字，把艺术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解释得那么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话，余秋雨可能算一个。”

这些著作为余秋雨在学术圈赢得了声名，也帮他开启了仕途，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身体也不太好，常常生病，情绪总是低落。家旁边挨着一个殡仪馆，朋友常开玩笑：“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

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许是精神的撕裂感。他曾在《家住龙华》一文中写过当时的状态：“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他只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看书写作。

当时他读康德，看到一句很触动的话：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寡。

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闷时间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写作。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还记得看到《文化苦旅》手稿时的场景：“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别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没人觉得那会是本畅销书。在王国伟之前，余秋雨曾把原稿寄给多个出版社，但都杳无音讯。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人物》记者，他还记得副主编看到《文化苦旅》原稿的评价：“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当时流行的是专栏式的城市散文，更关注情感和日常生活，对于更宏大厚重的表达，市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不高兴，拒绝了。

王国伟把到处碰壁的《文化苦旅》从角落里捡起，安排一位已经退休的编审，用稿纸誊写清楚，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写历史大事件，把历史事件和自我感受完美结合，很有细节美。

总编辑支持王国伟的判断，但就是有些担心未来市场销售前景。最终，王国伟说服了总编辑，不但出版了精装本，新书首发仪式还定在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一开始我们就给它高定位的登场。”

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金庸则把他和鲁迅并列，“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其他书，才能抢到出版社的配额。他觉得这本书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人们刚刚走过一个信息短缺的时代，当时又盛行“文化热”，这本书恰好满足了这样的阅读需求。“拿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的话，可能就没多少人会读。”

《文化苦旅》真正从畅销书到长销书，是在进入了上海的中学之后，王国伟注意到，《文化苦旅》有很多铁粉，是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有全国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版社敏锐地开始把营销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同时进入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变成了余秋雨书目稳定的购买群体。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1/0507/1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