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田茂遇等五位江南地(3)

不过，这篇“叙引”本身，个别叙述也不免存在疏忽。例如《水西近咏》第六个小集《将归草堂诗》，末尾跋语明确说是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闰端午”[3]364，而“叙引”却与前两个小集统称“丙申春作”，这就至少造成了自相矛盾。

如上所示，这篇“叙引”特别关系到《红鹤轩诗草》“初集”与“二集”。两集内部都分体编次，每种体裁都有卷端书名“红鹤轩诗草”并且页码自为起讫，因此本来按体裁称卷最为合理，只不过也像《水西近咏》一样不标卷次而已。又两集虽然自身没有“初集”“二集”字样，但内部各种体裁，绝大多数也在卷端注有写作时间，另个别跨年者依次标注或笼统反映在本体裁内部。其中“初集”，普遍注为顺治七年“庚寅”(1650)，个别跨年者据内容可知其作于此前；而“二集”，普遍注为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个别跨年者如“七言近体”据标注明确始于顺治八年“辛卯”(1651)(3)参见田茂遇《红鹤轩诗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23册，第440页。此外“二集”最末亦即“七言近体”后面缺少正常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两种体裁，很可能底本原书存在脱漏的情况。，正好与“初集”相衔接。然而，上及影印本，其称两集为两卷，这一点倒也未尝不可；但将“二集”作为第一卷排在前面，而“初集”作为第二卷排在后面，这个次序就绝对颠倒了。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排序的错误，导致田茂遇这篇为诸多诗集而撰的总“叙引”，被夹在了《红鹤轩诗草》的两集之间，客观上遮蔽了它的重要引导作用。至于《提要》称《红鹤轩诗草》为“一卷”，那自然也是错误的。

又《提要》涉及《水西近咏》的刊刻时间，一方面已经注意到“集中未见康熙间诗”，另一方面推论说：

严沆序云：“岁乙卯，髴渊上公车，已复报罢，出其箧中所藏前后诸什毋虑数百篇，嘱予为序。”据此知集约刻于康熙十四年[1675]……

但是，《水西近咏》卷首诸序，分别针对其内部的某一个或某一些小集而发，写作时间明确最迟并最多者为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严沆该序，虽然具体针对的小集与写作时间并不明确，但所谓“乙卯”，原文却是“乙未”(4)参见田茂遇《水西近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23册，第308页。此外“嘱予为序”的“予”字后面原文还有一个“言”字，则不妨视为衍文。，即我们上文一再提到的顺治十二年(1655)。《提要》误了地支的一个字，结果就相去二十年。《清人别集总目》以及影印本都将《水西近咏》定为“顺治刻本”，这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像近年问世的《中国古籍总目》集部，别集类“清代之属·清前期”著录田茂遇现存四种诗集，均称“清顺治间刻康熙十四年增修本”(5)参见《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中华书局2012年7月第1版，第3册第1083页。编号“集”(“水西近咏十卷红鹤轩诗草二卷水西高逸咏一卷”)、“集”(“南帆唱和诗一卷”)。，这看似折衷两种说法而来，实际上却显然是受了《提要》的误导。

此外关于《水西近咏》卷首诸序的作者，《提要》已经列举王崇简、傅维鳞、魏裔介、严沆、吴伟业、龚鼎孳、韩诗、陈祚明连续八人；而在陈祚明之后，还有一篇何竹序，唯标题作《水西草堂诗题词》。[3]313-314又关于田茂遇其他可能已经遗佚的诗集，《提要》曾依据咸丰、同治之际张应昌辑《清诗铎》作者小传，提到一种《悱斋集》；而所见有关文献特别是多种地方志(具体从略)，还列有《大雅堂集》《水西草堂集》以及《水西十九种》等，其中不排除同书异名或者部分交叉的情况。至如宋征舆《林屋文稿》卷四《田髴渊诗稿序》[10]，田茂遇现存四种诗集内均未见载，则不知具体为何种诗集而作(或即引作《大雅堂集序》)。

(四)关于其他

《提要》本条还有其他一些笔误，并且往往比较有趣。例如《清人别集总目》等书介绍正确的田茂遇别号“乐饥处士”，这里写成“乐饿处士”。又如“《水西高逸咏》一卷，分咏山西宋明名家二十二人”，把“水西”改作“山西”，这个意思就更加完全变掉了。

而《清人别集总目》同样也存在类似疏忽。例如田茂遇表字“楫公”，“楫”字就被误作“揖”。特别是主要从常见工具书《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过录而来的传记资料索引，在处理过程中也不无失当。例如第二种“国朝耆献类征初编425”，所标的卷次“425”实际应该是四百二十六；[11]而第三种“鹤征前录”，则按照体例也应当同时标出其卷次(6)参见李集、李富孙、李遇孙《鹤征录》卷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二辑第23册，第616页。《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甚至还标注有原书起始页码，具体到a或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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