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田茂遇等五位江南地(5)

对这个书名的误解，还进一步延伸到对吴俊琪斋名的误解。例如《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甲编”以“至乐斋”归属吴俊琪[18]176，“乙编”吴俊琪名下又相应地列有“至乐斋”[18]176，很明显正是受了《两浙輶轩续录》之类的误导。

另外，《提要》在叙述《有至乐斋吟稿》的流传过程时，曾经提到一个“杭县高占鱼”；这里的“占鱼”应当互换作“鱼占”，系已故西泠印社成员高时丰先生的表字。

四、张鸿基(卷四十二，中册，第1346页)

张鸿基，《提要》定其生卒年为嘉庆四年己未(1799)至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末尾并有推算依据：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感逝集》称，作者“殁于道光二十年春”；石渠序称，“卒年四十二”。但同时又介绍说，其“《有感》《读史》《咏史》诸作，愤时感事，悲天悯人，咏记鸦片战争时事，‘几于一字一泪’”，(11)参见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17-20页。这就不可能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即“殁于道光二十年春”。

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像梁叔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张鸿基”条同样依据这两条材料，却将其生卒年定为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至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整体往后推移了十年。[19]

然而，与叶廷琯同为张鸿基同乡友人的王汝玉，所撰《梵麓山房笔记》卷四曾说：

潘仲超[荦]于戊申岁曾游曲阿，余有诗寄怀，见和云：“……那复伤心如谢傅，中年丝竹不堪闻。”结句谓张研孙于正月下世，余寄诗有“风流若讯张思曼，邻笛山阳不忍闻”句故也。[20]

这里“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鸿基(研孙其号)乃卒于此年“正月”。这个记载，显然比叶廷琯《感逝集》所说更为具体可信。

此外，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十五《列女·三》“吴县”有连续两条关于张鸿基妻女的记载：

孝妇陶氏桂贞，字季芬，诸生张鸿基妻。……道光二十八年夫殁，氏年四十有三。既敛身殉，遇救不死。乃营葬抚孤，期以十稔。至期自缢，时咸丰七年[丁巳，1857]也，年五十二。

孝女张氏婉，字锦梭，工诗善画。父鸿基患喉症，割臂和药以进。父殁，恸绝复苏，日夕哭泣，泪尽继以血，卒以哀毁死，距父殁未逾月，时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也。[21]

这些记载情节悲惨，令人不忍卒读。但综合到一起，都能够说明张鸿基的谢世时间确实在“道光二十八年”亦即“戊申”(1848)的“正月”。由此回想叶廷琯《感逝集》所说的“殁于道光二十年春”，并非“二十”是“三十”的刊误，而是其后脱漏了一个“八”字。

如此则张鸿基的生年，相应地应该是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小于其妻一岁。

另外，关于《清人别集总目》中张鸿基名下括注生卒年“？-1843”，并称其“卒年40余”，[1]1180则可以据上文所述修订补充。又该书稍前还同时有一个“张研孙”，著录南京图书馆藏抄本“授研堂存稿1卷”[1]1164，应该就是张鸿基，“授”字参照《提要》等处类似介绍很可能会是“传”字的误写。

五、范锴(卷四十六，中册，第1539页)

范锴，《提要》缺少生卒年。

按朱德慈先生《近代词人考录》第一部分《悉其生平 知其词集》第一家就是范锴，所引其《华笑庼杂笔·自叙》叙及“余年八十矣……时道光二十有四年，岁次阏逢执徐[甲辰，1844]”，据此推得“其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22]笔者近日整理范锴辑诗歌总集《幽华诗略》的序跋，也发现该集卷四最末一人常道性，其最末一首诗歌的标题为《甲申六月，范白舫六十诞辰，时君客夔府，爰赋长诗寄祝，以为一觥之献》[23]41b，又正文有句云：“芙蕖开遍六月中，正值先生六十寿。”[23]42a这里“甲申”为道光四年(1824)，推算范锴(白舫其号)生年也是如此。(12)此外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内类似者还有很多，例如卷三《悼亡》八首之六起句“一尊孤唱鹤南飞”自注叙及，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余五十初度，家中人咸为余觞祝”；卷四道光四年(1824)“甲申”之作，有《六十生朝自述四首》；卷五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之作，有《七十初度述怀》七首，依次可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第236页、第239-240页、第255-256页。

不过，以上两条材料所说的“八十”“六十”，存在着约数特别是有意提前说的可能，用来推算生年不一定十分准确。而《幽华诗略》紧接下去也就是全书的范锴自跋，末尾署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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