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声音

●陈彦称《主角》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日前《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陈彦称：获奖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十几岁爱上文学，后来把精力主要放在舞台剧创作上了。十年前写第一部长篇《西京故事》，算是一种回归。后来又写了《装台》，《主角》是第三部长篇。从内心讲，我并没想到要去冲刺某个奖，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几十年的生活，那个“浸泡池”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有着80 年历史的剧院，4 个演出团，还有一个创作研究中心。我干过专业编剧，也干过团长、院长，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起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的欲望。这部长篇最早写下的名字叫《花旦》，写写停停，直到后来离开剧院，才有点“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感觉，便一气写了下来。获得茅奖，我立即想到这个剧院，想到那些角儿，这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谈到创作初衷，陈彦说：我在这个大剧院生活了几十年，心里充盈着无尽的故事，行走着数不胜数的鲜活人物，就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定能打动人的。我是希望在相对精彩的故事背后，有一种硬朗的精神支撑，让角儿唱出的是有“丹田”之气的浑厚嗓音。总之，我对浸泡了几十年的秦腔文化有一种深深的眷顾，希望用鲜活的形象加以诠释与概括。 ●王安忆自称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 王安忆日前接受聘任成为浙江大学一名“驻校作家”，并开启了一门八堂课组成的文学课，讲述的内容就是“小说的构成”。对于此次入驻浙大，王安忆说她自己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她的母亲虽然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就在杭州，当年还特意曾回到杭州寻访老宅。“母亲心里面，她就是杭州人，所以我对杭州也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她希望这次能和浙大有着长长久久的交往。这次的交往就是从八讲的文学课《小说的构成》开始，第一讲从小说的形式入手，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她挑了这部巨著的第一部的一小部分来解读其特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小本子，不时地翻阅，显然是做了很多功课，“为什么选择这本书，是觉得这部小说很有意思，它不像别的小说用人物情节、结构，把时间的状态给重设，这本书没有干预时间，让它直接体现出来，也就形成了独特风格。”在随后的七讲中，王安忆还将从《坎特伯雷故事》《傲慢与偏见》等名著以及美国纪实小说、俄国小说、中国当代小说等类型入手，解构小说的“四梁八柱”。 ●梁晓声主张多读闲书 “我是一向主张读闲书的，甚至40 岁之后，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近日，梁晓声在北京如是说道。梁晓声反对以功利目的去读书的行为，“你今晚要炒菜去打开菜谱这可以，养花不会去打开手机(查)这可以，但是读书这件事，跟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日常的关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关系”。“我不是只读小说，甚至40 岁之后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梁晓声自问自答，“第一，我补上了文学家可能是科盲的短板。比如列车上要是对面坐着一个学法律的，你不会跟他没话说。交谈后，知识就又会丰富一些”。梁晓声认为，文化的作用在于不断的告诉我们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自我的关系，“以前没有广播、报纸、电视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精神成长史……一定跟这个人的阅读史有关”。梁晓声说，手机阅读有几点绝对不是书籍能比，“一个是手机内容的趣味性、娱乐性。”“但书籍有一点手机不能比：拿起一本书来读时的专一性、沉浸性。”梁晓声比喻，“当你读一本好书时还有一种感觉，处在一种有缘、感恩和谦卑的状态：看人家写的非常好，真像一个好朋友跟你娓娓谈心”。 ●徐则臣自称写《北上》靠的是“现实感” 近日，徐则臣接受采访时表示，获奖就像踢球，偶尔进球，高兴完还是要接着踢球，“我不会因为《北上》获奖而改变我的创作计划。”徐则臣坦言，获奖祝贺之后，活动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他这个球员还得以平常心继续满场跑。在他看来，一个球员的尊严和职业荣誉感不仅在于进球，更在于在场上不懈地跑动。同样，一个作家不仅需要来自奖项的惊喜和鼓励，更重要的则是之后能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勤奋地写作。谈及《北上》所牵涉到的现实主义创作，徐则臣表示，现实主义跟题材有关系，他更愿意用“现实感”这个词来写作，采用合适的方式去呈现它，不管是志怪的、魔幻的、预言的，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只要作品有“现实感”，那就能站得住脚。徐则臣认为，如果作品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不能让人们看到身处时代所存在的疑难和困惑，哪怕写得再细腻、再符合日常逻辑，甚至像照相机一样复现这种生活，依然不是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我看来，如果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现实感，即使这个作品不是一个日常的逻辑，我也很信服。”徐则臣说道。 ●陈彦称《主角》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日前《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陈彦称：获奖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十几岁爱上文学，后来把精力主要放在舞台剧创作上了。十年前写第一部长篇《西京故事》，算是一种回归。后来又写了《装台》，《主角》是第三部长篇。从内心讲，我并没想到要去冲刺某个奖，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几十年的生活，那个“浸泡池”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有着80 年历史的剧院，4 个演出团，还有一个创作研究中心。我干过专业编剧，也干过团长、院长，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起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的欲望。这部长篇最早写下的名字叫《花旦》，写写停停，直到后来离开剧院，才有点“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感觉，便一气写了下来。获得茅奖，我立即想到这个剧院，想到那些角儿，这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谈到创作初衷，陈彦说：我在这个大剧院生活了几十年，心里充盈着无尽的故事，行走着数不胜数的鲜活人物，就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定能打动人的。我是希望在相对精彩的故事背后，有一种硬朗的精神支撑，让角儿唱出的是有“丹田”之气的浑厚嗓音。总之，我对浸泡了几十年的秦腔文化有一种深深的眷顾，希望用鲜活的形象加以诠释与概括。●王安忆自称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王安忆日前接受聘任成为浙江大学一名“驻校作家”，并开启了一门八堂课组成的文学课，讲述的内容就是“小说的构成”。对于此次入驻浙大，王安忆说她自己与杭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她的母亲虽然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就在杭州，当年还特意曾回到杭州寻访老宅。“母亲心里面，她就是杭州人，所以我对杭州也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她希望这次能和浙大有着长长久久的交往。这次的交往就是从八讲的文学课《小说的构成》开始，第一讲从小说的形式入手，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她挑了这部巨著的第一部的一小部分来解读其特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小本子，不时地翻阅，显然是做了很多功课，“为什么选择这本书，是觉得这部小说很有意思，它不像别的小说用人物情节、结构，把时间的状态给重设，这本书没有干预时间，让它直接体现出来，也就形成了独特风格。”在随后的七讲中，王安忆还将从《坎特伯雷故事》《傲慢与偏见》等名著以及美国纪实小说、俄国小说、中国当代小说等类型入手，解构小说的“四梁八柱”。●梁晓声主张多读闲书“我是一向主张读闲书的，甚至40 岁之后，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近日，梁晓声在北京如是说道。梁晓声反对以功利目的去读书的行为，“你今晚要炒菜去打开菜谱这可以，养花不会去打开手机(查)这可以，但是读书这件事，跟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日常的关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关系”。“我不是只读小说，甚至40 岁之后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梁晓声自问自答，“第一，我补上了文学家可能是科盲的短板。比如列车上要是对面坐着一个学法律的，你不会跟他没话说。交谈后，知识就又会丰富一些”。梁晓声认为，文化的作用在于不断的告诉我们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自我的关系，“以前没有广播、报纸、电视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精神成长史……一定跟这个人的阅读史有关”。梁晓声说，手机阅读有几点绝对不是书籍能比，“一个是手机内容的趣味性、娱乐性。”“但书籍有一点手机不能比：拿起一本书来读时的专一性、沉浸性。”梁晓声比喻，“当你读一本好书时还有一种感觉，处在一种有缘、感恩和谦卑的状态：看人家写的非常好，真像一个好朋友跟你娓娓谈心”。●徐则臣自称写《北上》靠的是“现实感”近日，徐则臣接受采访时表示，获奖就像踢球，偶尔进球，高兴完还是要接着踢球，“我不会因为《北上》获奖而改变我的创作计划。”徐则臣坦言，获奖祝贺之后，活动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他这个球员还得以平常心继续满场跑。在他看来，一个球员的尊严和职业荣誉感不仅在于进球，更在于在场上不懈地跑动。同样，一个作家不仅需要来自奖项的惊喜和鼓励，更重要的则是之后能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勤奋地写作。谈及《北上》所牵涉到的现实主义创作，徐则臣表示，现实主义跟题材有关系，他更愿意用“现实感”这个词来写作，采用合适的方式去呈现它，不管是志怪的、魔幻的、预言的，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只要作品有“现实感”，那就能站得住脚。徐则臣认为，如果作品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不能让人们看到身处时代所存在的疑难和困惑，哪怕写得再细腻、再符合日常逻辑，甚至像照相机一样复现这种生活，依然不是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我看来，如果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现实感，即使这个作品不是一个日常的逻辑，我也很信服。”徐则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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