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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电影”:中国电影的另一种可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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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个口子,可能是自我放逐似的孤身旅行。可能是纵欲。可能是禁欲,在谈禅说佛中度过余生。可能是另外寻找一副翅膀,企图再做飞翔,这翅膀或许是绘
这个口子,可能是自我放逐似的孤身旅行。可能是纵欲。可能是禁欲,在谈禅说佛中度过余生。可能是另外寻找一副翅膀,企图再做飞翔,这翅膀或许是绘画,或许,就是电影。
电影不是最高级的艺术。最高级的艺术是音乐。但是,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像电影,可以容纳所有门类的艺术为其所用。想想,这是多么强大的诱惑。我是个日常生活简单的普通人(比普通人还简单,吃素),但也是个经不起诱惑的小说家。
所以,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出这样一个短篇:只有两个人物、只有一个场景、只有一天的时间、只有对话,却又是很有趣、很有意味的故事。我会用它来做我电影的“一”,去找资金,搭班子,把它拍出来。我似乎已经看到,这个陷阱已开满了玫瑰花,就在路上某处等着我。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来讲述我个人的电影情结呢?因为,我的情结与一部分作家的情结正是相同的,理解了我,也就理解了这些手执导筒、屡败屡战、执迷不悟的作家。
“作家电影”是一个电影史的故事陈佑松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是否存在“作家电影”的现象,作家参与电影生产是否会给中国的电影生产带来新的契机?
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作家电影”属于作者电影的范畴,其观念是现代主义的。而今天中国的电影,主要是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而存在和发展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化工业产品之间不仅有观念上的冲突,也存在代际更迭的问题。
自从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一直在为自身的独立表达不懈奋斗。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电影运动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电影以视听媒介为基础,完成自身的本体确证。这在巴赞那里成为一个著名的追问:电影是什么?
但是,就在电影力图摆脱戏剧和文学的阴影时,文学却不断侵入电影的世界。由于文学与电影共享着叙事艺术的特征,所以,文学家进入电影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对于文学家来说,电影语言是对古老的叙事方式的创新,是对沉浸在“影响的焦虑”中的文学家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刺激。于是,现代主义文学家纷纷对电影投注了热切的目光。有的人将电影的视听方式借鉴到文学中,如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等。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完全是电影镜头焦距调整和场面调度的效果。
还有一类作家深受电影蛊惑而跃跃欲试,进入到电影的领域中,进行电影创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左岸作家群是一个显例。大量作家参与到电影的创作中,这些作家包括加缪、杜拉斯、马尔罗、格里耶等等。
这些“作家电影”构成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重要部分。它们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艺术上寻求实验和突破。观念上则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突显着个体的孤独和世界的荒诞。他们的艺术思想被《电影手册》忠实地记录。直至今天,《电影手册》依然保持对场面调度的兴趣,其主编傅东认为,场面调度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这种表述是带有精英现代主义色彩的。
通常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奈的《印象·日出》是这场运动的起点。20世纪初先锋现代主义崛起,通常的代表是德国表现主义;二三十年代是精英现代主义,包括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等。精英现代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创新意识,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等级色彩。艺术被赋予了超离世俗生活、对抗资本与工业的超越特性。这当然是对康德以来审美自律的深化。正因为如此,才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强烈批判。
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氛围中的“作家电影”是与作为文化工业的电影产品不同的东西。
至于谈到当代中国,有一些作家转战影视,是否可能打造出“作家电影”,对这个问题恐怕要具体分析。韩寒和郭敬明都涉足影视,甚至在持续不断地导演和生产电影。他们是否可以算当代中国“作家电影”的标志呢?
首先,我不认为韩寒、郭敬明等人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我更愿意把他们理解为当代文化工业中的创意管理者。他们的写作属于工业化操作,包括产品贴牌、流水线写作、公司运营等。这些并非不好,但他们绝对不是萨特、加缪、格里耶等意义上的作家。郭敬明们是文化工业中资本运营和创意管理的新型写作者,是当年阿多诺、霍克海默齐声痛斥的摧毁精英文化的人。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0/1015/5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