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孔子加如来的仙佛大梦

雍正登基三个月后，就火急火燎地追封孔子先师为王。他说，孔子是天地君亲师，持续运用儒家思想的根基不能松动。

既然明确了政治方针，那就要切实贯彻了。每年殿试在寒冷时期举行，雍正怕砚台结冰，就让考生们进入太和殿考试，又让太监多烧炉子以免考生着凉。还有一年，原定在二月开考，结果因极寒天气延期一个月，雍正担心考生们路费不够，特意准许携带手炉和厚棉衣入场，并免费提供木炭、姜汤。湖南省的乡试原设在湖北考试，后来担心考生经过洞庭湖可能会发生翻船的情况，于是下令在湖南设立试院。

登基的第六年，雍正忽然心血来潮，下令授冉雍（孔子的弟子）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以此尊崇帝王巡幸，这种称谓有失严肃，以后凡是去太学，一应走账记注，都要改“幸”为“诣”。

1728年，曲阜孔庙发生火灾，烧了大成殿，雍正命令工部前去维修，又煞费苦心地从文字细节入手，对涉及孔庙文化的字和义进行全面避讳，亲自题写“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在天下学宫。

此外，雍正笃信祥瑞，将此视为上天对他的认可。然而，在一次地震中，雍正的表现却非常不自信。1730年那场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房屋大面积损毁，雍正惊慌失措，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进临时搭建的帐篷。朝鲜英宗为此讥笑他，“可谓骇异矣”。

在孔子面前，在天命思维下，雍正一度表现得像一个听话的学生，恭恭敬敬，半点儿不敢马虎。然而，除却朝政尊孔的外衣后，他真正痴迷的恰恰是佛教，甚至在宫中举办法会。

内蒙古王公觐见朝贺，雍正对他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他之赐，“朕亦即是释主”。

1731年，雍正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当时的资深僧人前来参加，并亲自说法，将重用的亲王大臣都纳入自己门下。庄亲王为爱月居士，弘历为长春居士，张廷玉为澄怀居士……一时间大清佛号声声，俨然一座地下佛国。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当时顶级宗教学术理论批判，并且延请僧人参与国家最高机密，“倚之若左右手”。

对于雍正狂热的宗教情结，儒家出身的大臣们忧心忡忡，担心他像梁武帝、嘉靖那样极端崇佛、崇道，纷纷上疏表达意见：“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

一天，雍正请客，大臣侍坐，为了让雍正高兴，有人表现得比雍正还要热爱佛学，只有户部侍郎赵殿一声不吭。雍正就对他说，让他也谈谈。赵殿答，他对佛法一无所知。雍正笑着说，让他尽管试试。赵殿于是用儒家理论加以解释，弄得雍正哭笑不得，对大臣们说：“真钝根也。”

雍正曾向翰林院检讨任启运问起佛教理论，任启运冷冰冰地说他没有学过，弄得雍正非常尴尬，只好讪讪地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

雍正非常尊崇的禅师南下，地方官不敢怠慢，全力做好接待工作，漕运总督魏廷珍却不买账，给雍正上书以示抗议，说“臣不能从佛法”。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雍正虽好佛，但也清醒地表示这对治理天下并无助益，还说喜欢佛学纯粹是个人爱好，郑重地表示没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他之所以公然撒谎，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获得儒学出身大臣们的理论思想支持，必然会对其政治大业造成严重损害。

从孔子到如来，都是雍正裹紧文化专制外衣的手段，把它当作大清最大的软实力进行推进。然而以他情商之高，却终究没能摆脱希冀长生、服食化合物的帝王式俗套。

雍正曾给云南巡抚鄂尔泰寄济丹，也送给另一心腹大臣田文镜，说：“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他还曾把“金丹”赠予靖边大将军及蒙古王公，告诉他们，他自己试过了，这东西很好。

1733年，他开始更为迫切地寻找炼丹的奇能异士，屡次下发相关谕旨，并对如何安排作出规定：“问有此龚伦者，可访问之。得此人时，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虽然迫切，却也尽量采取低调隐瞒手段，可见他也是颇有顾虑。

虽然雍正的猝然去世留下众多谜团，不可否认的是，长期服食所谓的“金丹”而致病、致死的帝王大有人在。如秦始皇、汉武帝、北魏道武帝等，都曾因妄想长生而服用这种早期的化学产品。

雍正驾崩第三天，乾隆就下令把雍正十分信任并供养在宫中的道士赶出去，与此同时发布谕旨说，雍正日理万机的片刻闲暇，听说外边有延年益寿的炼丹术，明知道都是骗人的，却抱着好玩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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