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质疑的反思乡土终结说下的问题显现(2)

虽然许多作家都强调自己的乡土身份，如沈从文、贾平凹等都反复强调自己是农民，但是他们徘徊于城乡之间，与土地若即若离，在创作中也是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来回切换。一方面，他们将“自我”设置在乡土之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乡土的变迁，对乡土进行审视与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乡土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对于他们来说，乡土是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片净土，是失意时的避难所。同时，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认同与外界认识相矛盾的情况。比如在最近的诗歌事件中，食指说余秀华要写农村的痛苦，余秀华则说她不认为农民的生活是痛苦的。余秀华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立场上的乡村感受是痛苦的，虽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大众还是把她的农村身份和苦难经历作为她创作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她迎合了大众消费“苦难”的心态，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分裂。

此外，作家身份在作品中的彰显体现了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问题，即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是否就是真实的“乡土”？知识分子与农民分属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系统，他们对于乡土的言说，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农村的建构或想象。而农民往往很难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取代，甚至有可能被扭曲或篡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就直接指出，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解说之下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他们所建构的乡土世界也令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则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如果说作家自身的精神困境是其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内在因素，那么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则从外部加重了这种危机。

三、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村中，造成农村“空巢”的现象，而且农民也不再以土地为生，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各种副业所取代，农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爆炸，农民不再是封闭的田间劳动者。他们对于信息的接受与消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总的来说，当下的乡土社会正在高速城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农业文明也在不断地走向衰落。

此外，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乡村的巨变加大了他们与乡土世界的距离，造成了他们与以往乡土经验的断裂，所以他们在面对现今的乡土时多处于失语的状态。就像阎连科所说的：“现在，面对这个转型，给我，甚至是给我这一代的作家带来的困惑是，你所熟知、熟悉的土地和乡村，是过去的，不是现在进行时的；属于你的那个‘本土’和‘乡村’，是昨天的而非今天的。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部分60年代作家写得比较好的‘本土文学’，绝大多数都是‘过去的记忆’，而非‘今天的经历’。这就给写作带来一个问题：当你真正想要透过乡村关注中国今天的现实时，你和现实是‘陌生’的，隔着一层的，是无法真正形成张力和那种我们说的‘紧张关系’的。”所以，作家与当下乡土世界的隔离也是乡土文学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

文学主体经验的缺失与客体的消亡在客观上造成了现今乡土文学的停滞，乡土作家的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作家来说，掌握乡土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乡村的变化又是急剧且持续的，所以当下的乡土文学的创作需要年轻的新一代作家来实现。他们是年轻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能够直观感受到现代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前辈乡土作家承袭传统的负重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知识结构完善、理论积累丰富，在乡土写作中相对自由。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乡村作为一个自足性的结构，并不需要作家对其进行知识分子的审视与批判，相反，对于乡土世界中某些人类共有的生存经验、情感诉求的关注，可能会促使乡土文学产生新变。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青屏.“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 [J].长江文艺评论，2018（2）.

[3]程光炜等.乡土文学的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J].渤海大学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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