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质疑的反思乡土终结说下的问题显现

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乡土文学可以说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以“五四”为开端，乡土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五四”时期，一大批作家自觉地将视线放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如鲁迅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以现代性思维烛照沉睡的乡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则以审美的方式审视乡土，致力于构建美好纯净的乡土世界。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以通俗的语言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及农村生活可以说最贴近现实生活。在“十七年文学”中，乡土文学多是以“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出现，是农村革命在文学作品中的记录。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以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为代表，他们始终对乡土世界保持着深沉的审视。但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却呈现出衰退的趋势，甚至有学者提出“乡土终结”的口号。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也表明了乡土文学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叙事传统的限制、作家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一、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限制

纵观我国的文学史，乡土文学可以分为三种叙事传统：批判类、抒情类、革命类。“五四”时期，作家们将乡土视为封建思想的滋生与繁衍之地，对其进行批判。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如阿Q、华老栓、七斤等，都深受封建思想的迫害，麻木、冷漠、不觉悟，他们皆是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许杰、王鲁彦等在鲁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也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的故乡，致力于揭露封建礼教、封建习俗对人性的戕害，如典妻、冥婚等。沈从文和废名的创作主要体现了抒情的叙事传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他着力构建的“希腊小庙”，有着优美、健康的人性显现。废名笔下的乡村和谐美好，如《竹林的故事》便是对于乡村恬静安逸的生活书写。革命类主要是指赵树理、孙犁等作家以及“十七年”的乡土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乡土书写往往与革命相联系。赵树理以表现农村革命为主，而且农民往往在革命中成长起来。孙犁则是将乡村书写放置在革命历史潮流中，表现的大多是革命情谊。

这三类叙事传统可以说都是对于乡土世界的外化：批判的叙事传统将乡土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通过对其批判实现启蒙、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抒情的叙事传统同样是将乡土放在二元对立的冲突之下，沈从文的“希腊小庙”是他在发现都市阉寺性下设置的理想王国；革命的叙事传统更是把对乡土的书写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载体。乡土文学的三类叙事传统都将乡土作为某种广泛的寄托，在这种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乡土主要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环境出现。如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大多是以乡村发展中保守与求变两股势力的斗争为出发点，反映时代背景下乡土世界的变化。他的《秦腔》不仅反映出“秦腔”这一戏剧形式的消亡，更是通过两代人的观念差异，表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式微，有一种挽歌的基调。可以说，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进行描写，乡土文学缺失了个体对于乡土经验的深入阐释。

不论是出于启蒙与革命的目的对乡土世界与国民性进行文化批判，还是表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或是将乡土置于与都市对立的情境下进行现代性反思，皆是对乡土的能动反映。但乡土文学同样可以成为个人深层经验的表达与精神的输出，可以成为内视角下的庞杂与丰富的世界。在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的瓶颈期，表达个体的乡土经验与乡土记忆，也许能够使乡土文学重新散发活力。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引用甘地的话：“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除了在乡土中发现问题、于乡土中仰望天堂，我们或许还可以赋予乡土书写无边的生长性，在乡土书写中使“世界成为我的村庄”。

二、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乡土作家大都来自农村，有着充分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是成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后，他们又与农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对于乡土的反叛与文化上的疏离，有着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上的危机。正如鲁迅在“乡土文学”概念中提出的那样，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在青年时代离开了自己生长的故乡，寓居现代文化勃兴、开放的北京、上海等都市之中。他们体验和吸纳城市文明，创作题材却集中在闭塞、遥远却熟悉的故乡农村，不论是心理还是创作活动皆受制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抉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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