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没有后悔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3)

王国伟后来约过几位中生代的优秀学者，试着写类似的文化大散文。他们努力了半年，没有写出来。最后大家都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我们不具备他这个能力。”

风波

参加完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余秋雨成为了全中国的文化偶像，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

上文提到的那位出版社编辑记得，当时和其他几家出版社争夺余秋雨著作版权的战况。接待他们的是余秋雨的助理，对方用半只手跟他握了手，简单说了句：“你们回去写一个出版方案。”

他回去读完了余秋雨所有的书，绞尽脑汁写了好几天，终于如愿拿下几本书的版权，社内一片欢腾。

新书的首发仪式定在上海，“余秋雨当时已经是上海的文化标签，不敢说万人空巷，但也是盛况空前了，年轻人老头儿老太太，来的人特别多。”他们还安排了余秋雨的演讲，由于人太多，不得不租两个场地，一部分观众在现场观看，另一部分只能看电视直播。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时，然而好时光短得让人叹息。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声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称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

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有人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不过是“文化口红”，有人揭露余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私人领域，余秋雨与马兰三不五时就要“被离婚”一次。

余秋雨回忆，舆论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和马兰上街买菜，马兰走外侧，他走里侧，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急急往前走。他觉得不对劲，停下来扫了一眼，看到了惊悚的报刊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发凉，一个曾经视他为宠儿的媒体时代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和余秋雨相交二十多年的林东记得，余秋雨当时在私下对这些事表现得云淡风轻，别人不问，他也不提，别人问了，他就简单说几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世嫉俗。

但张英写的《余秋雨片段：1963—1980》发表之后，接到了余秋雨的电话，“他说你们被一些人利用了，我冤深似海，我好比窦娥一样冤，我好比当年阮玲玉一样冤。”

张英的文章被外界认为基本厘清了余秋雨那段历史。他证实余秋雨亲自写的，只有两篇措辞并不算太过头的文章，“他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也不是什么文革余孽。”

然而，对这两篇文章，余秋雨依然否认了。余秋雨说，自己那时候只写过《世界戏剧学》一书。“我面对着重重的灾难，咬着牙齿编出了一本《世界戏剧学》，直到现在还是全国在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教科书。”

在张英看来，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人生的一点点污点，“这点上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外界对余秋雨的攻击还有一件事。上海《咬文嚼字》一位编辑，找出了余秋雨书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在报纸上刊发后，余秋雨认为是双方理解的不同，并非自己犯了错，再次引发舆论围攻。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出版后，确实有读者写信来指出一些典故的使用错误和个别字的笔误。“其实事情本来不大，如果发个简单声明，欢迎并感谢读者找出书中的错误，如经核实，就在加印时修改。这就是大家风范了。”

他认为，再大牌的作家也是经不起语言学家挑剔的。事实上，反击和辩护的结果，反而让读者忽略了文章本身，让人的感觉却是他拒绝批评的态度。“我觉得他其实内心非常脆弱，给人感觉好像很强大，其实有的东西谈笑一挥间啊，他就是太爱惜自己羽毛，太在意这个。”

关于那段舆论最黑暗的时期，余秋雨现在的总结和十几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有十几年时间所有的媒体都在骂你，这个太可笑了……现在要问的不是说余秋雨如何被骂，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糟践余秋雨，因为他名声大，因为他做的事情太辉煌了。辉煌谈不上的话，至少他做的事情较为重要，那些人就来了。”

张英反思过当时的媒体环境，“客观来说，当时几家市场化媒体报道一边倒，报道倾向性偏向批评者，不够客观中立。这会导致余秋雨进一步地反弹，他反应一过当，双方激化，就没法再回到那个原点了。”

放到现在，张英觉得可以理解余秋雨，“你想他出书都是和季羡林、钱钟书一起出的，人们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余秋雨在人格领域没有成为那样的人，是可惜了；但是如果作为回到是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他只是有着普通人的弱点而已。”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1/0507/1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