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相生：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理想形态(3)

批评家其实都是目光如炬、非常敏锐的，对作家新作的瑕疵洞若观火。但其中不乏入世较深者，心知那些名作家为了维系自己的声誉，也为了将来斩获文学大奖，是希望批评家对自己的作品“说长”而不“道短”的。于是为了维护彼此建立多年的友谊，他们也就对这些瑕疵视而不见了，有的甚至以生花妙笔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李洱的《应物兄》，我毫不怀疑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是名至实归。但这部作品的缺憾也是明显的，至少它有古代文学批评中常说的“掉书袋”的毛病，矜才炫学的倾向是一目了然的。但一些批评家却对此讳莫如深，誉之为可以媲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就揄扬过甚、有失公允了。长此以往，文学批评的功能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也会掺杂进越来越多的功利化的东西，让原本纯净的文学共同体发生某种令人叹惋的变异。这是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

诚然，当代文学研究不同于我既往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人、亦即死人为研究对象，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他都无动于衷，无关痛痒，不会在黄泉下拍案而起。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则都是活生生、响当当、咳唾成珠且大多乐闻颂扬之辞的当红作家，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措辞要反复斟酌，既不能随意拔高，有损立场的公允与客观，又要尽量滤去让作家觉得刺耳与生硬的话语，以免造成情感上的对立或隔阂。因为彼此有各种机缘“抬头不见低头见”，说重了，就难以相逢一笑了。这样，枪口上的准星就会发生偏斜，子弹绝不会打在要害处，刀子也不会直插其软肋。

其实，时间拉回到上世纪末，许多批评家对享有盛誉的文坛名家在景仰的同时，并不刻意逢迎，常常也是敢于亮剑，说出不敬甚至有所冒犯的话的。这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或解构权威，而是坦诚表达自己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读后感，即使这也许会让对方难堪。而那些名家也并不以批评家的直言不讳为忤，淡然处之，绝无恼怒并进而寻仇之意，表现出一种闻过则喜的雅量。王蒙在接受《钱江日报》记者的访谈时，回忆文坛往事说：“早在1988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谁听别人谈自己过时也不会‘喜如狂’的，但我欣赏他的诗句，‘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⑧一方敢于讲真话，哪怕只是误读或误判；另一方则欣赏对方讲真话的勇气，毋论其是否搔着痒处、捅到痛处。这是何等令人感佩！

或许可以说，在“著书不为稻粱谋”已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的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名家实际上是不欢迎批评意见的，心态恰如同鲁迅描写过的那位厨师，“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⑨这一部分作家心底都希望批评家能粉饰其作品、揄扬其作品，因此也就希望能与批评家建立友谊，以求得他们笔下留情、刀下超生。所以，在部分作家与批评家的双边关系中，批评家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相对显得强势些。说这些“心有千千结”的作家仰批评家之鼻息，那当然是夸张了，但批评家制订并左右着作品的评价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至少影响着文学奖项的评选结果，这就决定了一些渴望成名而尚未成名的作家面对批评家时多少有些敬畏而执礼甚恭了。批评家与作家打成一片，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导致批评立场的偏移或者评价标准的模糊，就有些令人担忧了。所以，为了保持超然的、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是否有必要拉开一定距离呢？归根结底一句话：批评家应始终采取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不即不离的姿态，秉笔直书，以作家的诤友与畏友自期。

三、作家的期望：与批评家同气相求、砥砺前行

当然，要做诤友与畏友，首先要成为作家的知音，要对作家持有“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⑩。但这又谈何容易？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不断吟咏的“卞和献玉”和“伯牙绝弦”的故事，是千古以来慨叹知音难遇的经典案例。批评家要成为作家的知音，一个前提是，必须对作家的创作有全面的审视、深入的考察和整体的把握，切切不可仅仅阅读过作家的某一两篇作品便遽下断语。那样做，至少表现出一种不认真、不严谨、不负责。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批评界虽然少见，却并未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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