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相生：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理想形态

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一如西湖与西湖文学的关系：彼此依托，相互辉映。没有了西湖，也就没有了西湖文学。但如果没有了西湖文学，西湖又该会怎样黯然失色？西湖文学发轫于唐代。唐以前的西湖只是被称作“武林水”，犹如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①的小家碧玉，虽说荆钗布裙难掩国色，却只能徒自“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不免自怜幽独。“正是凭借白居易等人创作的西湖文学的揄扬，它才声誉渐著，终至成为倾国倾城、甚至艳惊异邦的大家闺秀。而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中那妙绝千古的譬喻，更将它的美誉推向极致。所以，也许可以说，是西湖酿成了西湖文学，而西湖文学又反哺西湖，造就了它的百代盛名”。②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许也可以作如是观。

一、历史的检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相生的轨迹

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以迄本世纪初的文坛，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互动相生的状态。批评家们对作家的创作动向高度关注，对作家的创作新变极度敏感。当“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们便及时捕捉到了那细微的颤动，而将其置于百年巨变的宏大背景下推衍为即将奔涌而来的时代波澜，从哲学抽象的层面加以评说，将作家缘自艺术直觉的感性描写提升到学理逻辑的高度，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揭示出“流派”“思潮”的酝酿与生成。如果说作家是新时期文学勇立潮头的“弄潮儿”的话，那么，批评家则以具有热度、深度及高度的文字，一方面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另一方面在他们踏浪前行时，凭借自己“熟读唐诗三百首”（或曰纵览中外文学史）的思考与感悟，为他们导航，指引他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开足马力，绕开漩涡，向繁花似锦的彼岸进发。

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身形不正、脚根不稳或动作变形、风姿欠佳时，批评家会无所顾忌地直接予以评点，促使他们及时进行调整与修正，以更加稳健和快速地乘风破浪。这也就是说，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批评家们并不止于喝彩，在揄扬其“长”、赞赏其“得”的同时，亦不讳言其“短”、回护其“失”。他们不以彼此保持一团和气为相交之道。而作家这一方面则大多能以从善如流的态度与批评家进行互动，在批评家的鼓励与期许下增强理论自觉，更加坚定地固守自己的创作方向、锤炼自己的创作特色，并诚恳地接受批评家对自己创作中的阙失的指摘，有意识地加以弥补与完善。当然，对批评家的臧否，作家们也并不照单全收，在他们的回应中，不无仁智互见的切磋与商榷。双方各自吐珠纳玉，呼风唤雨，营造出整个文坛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他们的创作水准和批评能力也藉此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以说，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成就，借势拔节，皆达高标，呈现出互动相生的喜人形态。

考察其间递嬗演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个案。例如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及其命名，就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有着直接的因缘。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1984年1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部分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的对话会，是“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起锚地。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③一文便认为“寻根文学”的命名、释义及理论建构肇始于作家与批评家面对面的交流与争鸣。此前，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已显露出有别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景象，一股清新气息在文坛悄然弥散开来，既引起传统批评家的担忧，也促发新锐批评家思考与时代潮汐相呼应的的文学走向。程德培撰写的万字长文《病树前头万木春》即以李杭育小说为个案，揭秘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萌动，并为之摇旗呐喊：“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具变化着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时代的总体氛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喜悦。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分娩时的阵阵痛苦……”④这也许可视为西湖会议的先声或前奏。而李、程二位也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作家阵营和批评家阵营成为西湖会议上最活跃的角色之一。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岂料“寻根”却喧宾夺主，跃升为会议的热点与焦点，此后，寻根文学所强调的“文化”“民间”“传统”等也成为30多位与会嘉宾争相置喙的高频词。看似发散性的议论，在相互碰撞中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既廓清了飘逸在文坛上空的疑云迷雾，也清晰地勾勒出寻根文学的学理脉络，并进而映现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来径去路。这之后，正是在与会作家与批评家的联手推动下，寻根文学成为在80年代文坛呼啸而行、引人瞩目的热潮，李杭育固然被贴上了“寻根文学作家”的标签，美誉度与影响力大增，而程德培也从青年批评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批评界的风云人物。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0/0721/4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