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独舞者 ——对话孔见(2)

周新民：你当时对哲学著作的学习和研读，主要感兴趣的主要是哪版块，是不是关于人文哲学？

孔见：我学哲学的时候雄心勃勃，企图要搞清楚整个世界的奥秘，颠覆某种普遍的世界观。为此，必须要对各门学科都有所了解，所以我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投入很大的精力。那时候我越过高等数学勉为其难地读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方面的书。这种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与关注一直保持到现在。另外，在心理学这块儿，我也兴趣盎然，有系统的阅读，企图以物理和心理两种学科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就哲学来讲，我更关注的是人本主义的一脉。实际上，我大量阅读从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淘到某种金子,消除我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焦虑。

周新民：很多作家对世界的观照和思考，还没有像你这样形成对人生有非常深入的哲学思考。相比较之下，我觉得你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自觉哲学思考。我记得，你曾说过“我渴望从语言走向存在，听入，而不是说出。”我认为，这段话体现了你的诗歌所包含的哲理思考。也有评论家把你这样的美学诉求归结为“倾听的哲学”，那么你能不能谈一谈你的诗歌中所体现的“倾听的哲学”含义？

孔见：进入现代，特别是后现代之后，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自在的真谛，他们认为意义是某种观念的设定与意愿的赋予，语言的建构于是成为意义生成的源头。对我而言，这种赋予与建构，恰恰导致了阻隔和遮蔽，让我们陷入某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比起说出，倾听更具有开放性与问询性，它能够让未进入我们视域的东西涌现、开显出来，帮助我们去领悟存在的原委与真意并生活在其中。当代诗歌的写作越来越重视修辞，把语词当积木来玩，强调技术性的东西，是一种手艺活，陶醉于对语词和意象的消费。对此我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希望写得更质朴一点，写出生命的深沉与幽明。文学到底是人学，而人学到底是一种心学。

周新民：“文学到底是人学，而人学到底是一种心学。”这个观点我很认同。您的文学创作很好地贯彻了这个观点。比如说您的诗歌，我有个感觉就是，你的诗歌有一种禅宗的味道，有佛教的词语在里面，在审美方式上也和禅宗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孔见：是的，有这个意思。其实我的诗歌体现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参悟的企图。这种参悟，不能说是觉悟，只是这样一种取向：努力去参透它，捅破某种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硬壳，和阻滞生命流通的事物，就像捅破凝固的冰层，让水涣然涌动起来，水流物生，澄明开达。诗歌于我是一种工具，疏浚河道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我相信，真正被诗意充满的人是不会在写诗的，因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诗。

周新民：你的诗歌为什么会有禅宗的特性呢？

周新民

孔见：这可能跟我二十多年禅修的经验有关。禅的经验让我获得非常美好的存在感，也成为写作灵感的一种源泉。与通过语言去建构各种意义的造作和游戏不同，禅的目的是打破或者化解人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设定的界限，让心灵解放出来，与万物打成一片，让水溶解在水中，进入一种存在的化境，领受造物的恩泽，获得生命的净化与升华。

周新民：你的诗歌常常出现了木麻黄、“落地生根”、水莲花、批把、棕搁等植物和杜鹃、麻雀及各种海南本土的动物、植物，你认为“存在不仅仅是一件物，而且是一个运化着的灵。这就意味着万物皆灵，万物皆在灵中化。”你是怎样形成这种“万物有灵”诗学理念。

孔见：是的，我的诗歌里面出现的动物、植物，都是童年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七十年代以前的海南岛是动植物的王国，人只是生活在它的边缘地带。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与动植物一同生长起来的，与它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通感。在诗歌里，我愿意从灵性的层面去表达它存在的形态和姿态，我觉得这种表达能够突破彼此之间的界限，带出内心苍凉、悲悯而又美好的情绪。我这个人的内心实质上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有些朋友觉得我有“妇人之仁”，我自己觉得也是如此。我看不得人与人之间相互恶骂、相互打斗的场面，如果是因为某种利益的关系，我可以退让，给出我的这部分。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彼此的怜惜与照护。我很容易感动流泪，看了一些事情内心感到痛苦，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坚强，但我不接受无毒不丈夫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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