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独舞者 ——对话孔见(4)

周新民：我觉得看你的小说，比方说《供桌上的瓶子》《狗肉》《征服》《发誓》《河豚》《丁村的酸梅》这些作品，很特别。中国的小说一般都比较注重对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的一种照相式的、真实性的描写，我们往往把文学作品当做作家个人的心灵或者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映，这是中国作家写小说一般都有的总体性的特点。但我觉得你的小说，好像不太刻意去表现这种所谓的社会生活或者内心生活的真实性，而是追求一种抽象意义的表达。你的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我首先想问你的是，你是否对西方现代派小说非常感兴趣？你很喜欢像卡夫卡这类作家的小说？

孔见：我以前比较喜欢卡夫卡的小说，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小说陪伴我了好多年。我对其中对时间、空间和人的命运那种迷幻的表述比较着迷。他的小说有一种站在某个高处对人生进行俯瞰、或是隐在深处对命运加以洞察的姿态。他的表述不就事论事，非常有概括性，或者说有玄学的意味，我喜欢这样一种意味深远的概括。我个人的生活也是这样一种态度，我对生活中那种琐琐碎碎、婆婆妈妈的事情不太关心；人际之间的这种小的恩恩怨怨、牵牵扯扯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去省略掉。我想这都是生活的枝蔓，不该在这种地方纠缠，应该去寻找他的根，通过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叙述，来达到概括性的理解和表达。所以，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有寓言的性质，在生活中没有实际的对应关系。例如《河豚》，我只是听说过我们那个地方有人吃了河豚之后死了，死之前，他说他的舌头是麻的。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早就死了。我就是想拿这个事件来表达一种人生追求的方向，以及这种方向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可能进入的境界，并将它推到极致。然后就有一个叫未全的人物浮现出来。

周新民：我觉得你的小说像萨特的小说一样，你的小说其实就是你的哲理思考的表达。

孔见：可以算作一类，但是，这种小说写不了很多。我后来还有一些选题，由于自己有一些人生选择上的变化，小说创作也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可能将来过了一个阶段我还会再来写，但现阶段是搁下了。

周新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像你这样的一种写法，读者能接受么？

孔见：我的写作基本上不考虑读者接受的问题。我写小说就是觉得好玩，写了一阵又转向随笔。我的小说主要也是表达一种哲学的思考，但是这种表达必须是拐弯抹角的、必须是含蓄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表达，还不如用随笔更加直接一点。但是随笔来讲，我对随笔这种问题我也是比较挑剔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写的很好的随笔，比方说卡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写的非常好。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爱因斯坦晚年的一些文章，写得非常棒、非常概括，非常深刻，表达也非常巧妙。因此，随笔我读得比较多，也很喜欢随笔这种文体。

周新民：应该说随笔是你投入精力比较多的文体，你能不能梳理下，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你的随笔有哪几个不同的创作阶段？

孔见：我的随笔和写作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那个时候的写作主要是表达自己的困惑，夹带着一种不良的、灰暗的情绪，但是也同时表达从这里面走出来的渴望。那个时候我写的东西并不长，后来再版的东西我都剃掉了。在九十年代前期我企图去发现一些值得坚守的、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并不自信。这部分随笔基本上收入了《赤贫的精神》一书。进入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2000 年以后，我个人的自信逐渐得到加强，说话的口吻也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能够以一种相对肯定的口气去说话。这时期的随笔则主要收入到《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一书。

周新民：除了诗歌、小说、随笔这些文体，你还写了一本《韩少功评传》，这个评传我很认真地看了，我觉得写得非常不错。你在构思《韩少功评传》的时候，你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思考？

孔见：这个评传是出版社找上门来的一个活儿。我当时接下来，是因为我对韩少功先生比较熟悉。在一个阶段，我们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谈，对他的人和作品都比较熟悉。韩少功的写作是我喜欢的类型。他是一个知性作家，他企图想去领悟生活、解读社会，做一个不自欺欺人的明白人；另外，他还是有一个有精神指向的作家，有悲悯情怀的人。不管在他的小说还是其它文体写作，他都企图以文学的方式，诚恳地回应对他这一代人遭遇的问题。对此，我觉得有许多可以呼应与展开的讨论，甚至新一步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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