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独舞者 ——对话孔见(3)

周新民：可能还是受到既有佛教思想在里面，也有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信仰在里面。

孔见：在学习西方人文主义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我们中世纪的文化里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但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却发现，原始儒家和后来佛家都深具慈悲的情怀，只是在专制社会里，这个部分一种得不到应有的弘扬。帝王治国平天下用的都是法家的理念，儒教只是表面文章。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人文精神的教化。

周新民：你平常看不看禅宗、佛教典籍、书籍？

孔见：在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所读的书都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著作。它们让我完成现代性的启蒙，对自由有深入的理解，对人性有足够的宽容。但人文主义是世俗化的思潮，对人性的理解很有限。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原先看起来洋溢着乐观精神的人文主义，就演绎成为一种颓丧、绝望的具有否定性的潮流，它没办法给我一种正向的、肯定的人生答案。读了尼采、萨特、卡缪等人的著作之后，我对“存在”的焦虑并没有缓解，内心的“疾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治愈，反而加重了迷茫与忧患，让我觉得越来越绝望，身体的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慢慢转向东方的领域，学习我们一些古典的作品，读《老子》、《庄子》、《奥义书》，读《大学》、《中庸》《传习录》，当然还有佛教的经典。我觉得自己从此走向了一条回家的路，而且随着阅读的延续，生活变得越来越明朗了，内心的焦虑也渐渐缓解、烟消云散了，身心因此变得更加充盈起来了。

周新民：您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为何转向学习中国古典哲学？

孔见：实际上，上面已经回答了。在《赤贫的精神》再版后记里，也有这样的表述：八十年代，国门敞开，西方思潮鱼贯而入。顺着潮流，我寻访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荣格、萨特、海德格尔，还有爱因斯坦、波尔等众多的思想家，他们的话语都曾开启过我的心智，却未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惶恐。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备受顶礼的现代主义大师，如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其实都是些病人，而且有的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他们其实是人类精神的祭品，代表同胞去受难。其价值不在于化解什么问题，而只是将遭遇的问题尖锐化地摆到人面前，让人有同病相怜、抱头痛哭的慰藉感。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哲人，他们对人生给出的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一种无家可归的绝望情绪与难以驱逐的荒谬感，弥漫在二十世纪精神的天空。某个特殊的机缘，让我回归于东方古典智慧的领域，寻访那些宁静而深邃的智者，并从此有了浪子还乡的感觉。

周新民：中国哲学，比如说孔子、老子、庄子包括禅宗的传统思想，主要是关于人生的思考。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也关乎人生的思考。为什么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你引向更加焦虑的精神困境中。而阅读中国传统哲学你又觉得你“回家了”，找到了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都是关于人生的哲学，你觉得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呢？

孔见：我觉得现在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比如说存在主义，它把人的存在基本上叙述为偶然、荒谬的存在，人或彼或此的自由选择，都是一种自我给予的造作，对于别人是没有意义的。在死亡面前人都是绝望的，死亡是一扇打不开的门，人所作的一切到了死亡这一刻就一笔勾销。西方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叛，带有浓郁的世俗化色彩，缺少高贵的格调，没有给出人性充分开展的可能性空间，特别是超越的可能性。在这个体系里，自由几乎是最高的价值了，但人通过自由去实现和完成什么，却是悬空的。用一句话来说，自由就是自己跟自己玩，过把瘾就死。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自由是荒芜和凄凉的。这种思潮并没有给人安身立命提供一条光明而踏实的前景。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现代西方所谓文学大师，不管是尼采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还是早一点的克尔凯郭尔也好，还是后来的卡夫卡、萨特、卡缪也好，他们给予我们描绘的人生都是灰暗的，没有出路，尽管他们的文字写得那么美，但没有一种拨云见日的东西，读多了会让你雪上加霜。当然，海德格尔是一个异数。如果说西方人文主义指向的是自由，那么东方古典人文主义指向的是自在。不管是中国的道家、儒家，还是印度的佛家，都没有在人的存在之上强加某种异己的存在物，但他们也不主张人用自己的观念构造出某种价值来将自己罩起来，而是强调人应当以一种诚敬的精神去接受生命本来如此的样子，并穷尽它的可能性，即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种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理念，还结合着一套行履功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而西方人文主义完全是一种生活的观念体系。我觉得东方的人文思想能给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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