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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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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对过往生活的记忆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史,从中折射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可以提供创作的灵感或素材。作为“文学生活者”,作
作家对过往生活的记忆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史,从中折射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可以提供创作的灵感或素材。作为“文学生活者”,作家的生活是值得倾听的。出自作家一手资料的生平经历可信度相对较高,是文学研究较为可靠的史料,可以拓展葛兆光所谓“一般思想史”的资料畛域。从记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切入,可以展开写作与个人生命、感觉、记忆之间等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不少作家宣称为心灵写作,特别倚重内省、洞察力、直觉力等个体敏感性,同时,伴随现代心理学对包括记忆在内的人类意识、无意识等方面的不断探究,将会给小说创作带来一些深度进向,给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二)寻找文学的灵魂
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在描述往事、重建过去面貌的同时,还有阐释的功能,作家在其中以理性或感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文学是什么?作家们如何具体表达其文学观?陈忠实在《文学的信念与理想》一文追忆“我的文学信念形成的时间很漫长,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也有去伪存真的问题”。从最初把写作当作一种兴趣爱好,到从自身角度考虑,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目标,这是他创作初期的信念。当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后,创作作为个人生存的目的得以淡化,也有了新的压力,在全面自我把脉、评估后,形成了创作的信念,即要在文学事业上形成属于自己的、不为人淡忘的东西。探索的勇气和艺术创造的新鲜感所形成的文学信念是强有力的,它带来了《白鹿原》的成功。“未有体验不谋篇”,在《兴趣与体验》《文学无封闭》《走向生命体验的艺术探索》等文中,他一再强调由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是创作出好作品的必要但并非充分条件,并论断:所有的流派和主义都是因体验孕育而产生。经由“我”而发现了“他”,毕飞宇认识到写小说其实就是引导着自己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是文学的最高要求和基本底线。(《我和我的小说》)。王安忆把文学视为心灵世界,“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4]。对迟子建而言,“文学第三地”的一重意味即要有意识地依靠想象虚构创造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文学世界(《文学的第三地》)。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作家们试图超出既定的理性认知模式,超越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更看重对主观心灵世界的开掘,努力创造和表现崭新的存在世界。
关于理想的小说,作家们结合阅读、创作的经验纷纷给出自己的标准,阿来将创造出表达作者对时代生活感受和思考的新人物形象、在文体上有所创新视为好小说的两个标准(《好小说的两个标准》)。莫言则认为有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小说的气味》),其目的在于强调作家要尽力调动自身各种感官,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出奇异的感觉,从而使小说充满生命气息。不约而同地,作家们强调个体对时代生活的感受是创新的出发点。
关于当代小说的现状、写作的困境,作家们也在积极思考、不断探索突围,就小说的不同篇幅类型、形式体制方面的特点和要求,有较为具体的观点阐释或超越的希冀。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坦诚地就自己创作过程中无法更好面对现实、不能很好地把握历史以及重复自我的问题而深感尴尬,期盼能获得新的眼光,以突破创作困境。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谈到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和尊严。其中,难度是就原创性而言,密度是指情节方面有“冰山理论”的要求、密集的人物系列以及多种思想冲突、绞杀而形成的密集的思想。关于长度,他着重强调长篇胸怀的内涵是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与大感悟。红柯在《有关长篇小说的一些想法》中自信地宣扬剽悍、野性的力量是长篇小说的一种精神,遗憾的是红柯英年早逝,但他作品中一系列核心人物意象、动物意象都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王安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经典”系列所作总序《短篇小说的物理》,以世界文学经典为例说明好的短篇小说极具弹性,其活力来自内部结构。可以发现,新时期作家在追求小说外部结构形式方面的创新之余,更加看重小说内部的精神节奏和生气灌注。及时有效地反观、正视自我与当下文坛的创作实际,将有助于作家从理论层面总结经验,能更好地指导之后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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