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7)

使用创作谈作史料，还要斟酌作家创作意识与创作水平以及作品的接受效果之间的多重关系。比如，残雪的创作谈通常能够较为清晰地道出创作意图，称自己的作品属于纯文学，处理的是深层精神问题，但其小说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学思考的观念演绎，显露出思想大于形象的特点，对读者的阅读构成了较大障碍和挑战，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是作家因文艺理念超前而落寞，还是远离受众的自我呓语？苏童接受英国某出版公司“重述神话”的计划而改写中国民间故事，他在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讲《神话是飞翔的现实》，对“孟姜女哭长城”的分析非常深刻到位，但小说《碧奴》出版后却呈现出西方神话的既视感，改编未能如作家预先阐释地那样意涵深刻，也缺乏足够的感染力。剑走偏锋，画出“胸中之竹”的愿望未能实现，“应然”与“实然”不一致，这种现象在文坛其实并不鲜见。

把作家创作谈当史料，还要注意区别作家在其中宣扬的是个人创作精神，抑或仅仅只是某种观念。创作谈中可以鼓吹写作观念，但创作精神来自、并为生活和创作实践所证实。作为史料使用作家创作谈，既要参照作家在其中所倡言的观念、理想，更要以创作实践为准，兼用远望与近观的视角，听其言(创作谈里的观念)，观其行(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还要注意鉴别其中是否存在话语膨胀的可能。比如，关于阅读影响，莫言曾专门著文《影响的焦虑》，认为文学艺术趋同化不应成为中国作家拒绝与外国同行交流的理由，但要注意用强大的“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阿来也坦言大量的阅读最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他没有影响的焦虑，也乐于承认从别处得到文学滋养。但据李洱回忆，曾提问当年先锋派作家马原：对博尔赫斯小说有何看法？后者答：从未听说过此人。事实上，马原后来在课下承认自己所言并非属实[20]。可见，作家身上也有常人的缺陷，有逞一时之快的言论，也会有蓄意遮蔽的行为，因此，不能迷信盲从，而要结合创作实情来辨伪。

对后记、序言等创作谈中关于作品的解释与作品呈现出的真实情况的吻合度，也需要做深入审慎的分析比对。其中，有的是就作品以及创作过程正面展开，交代写作的动机、背景、内容、技巧、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的来源与目的等等，但也有的会借机生发、旁及其他。就正面谈作品的一类而言，实际情况也各有差异。就《白鹿原》，陈忠实发表了不少创作谈，但事务性的信息较多，作品内涵及文本艺术等方面的介绍较少。直到《白鹿原创作漫谈》才明确提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理解作品的密钥。贾平凹是后记较多的当代作家，其原因是或担心读者对作品理解不到位，或写完作品而自感意犹未尽。他在《极花》后记中谈故事取材自生活，又用大量笔墨写苏轼对苦难的达观处置，这对理解小说结尾乃至整个作品都至关重要。同样，《高兴》后记也说明刘高兴有生活原型，但同时又阐明《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实际系一个人的四个不同精神面影，这就使刘高兴这一人物的故事叙事超越了一般农民进城的表层意涵。这两部小说的后记都使用文化名人或古典小说互文性地增强了作品的深邃意蕴。更有趣的是，贾平凹还兴味甚浓地为《高兴》写了第三个后记：讲述几个与树有关的故乡故事，与小说正文交相辉映，其结果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清晰可感了。这末一类后记含蓄蕴藉，几乎不对正文做任何说明，但从情感意蕴上做了又一重增补，完全可以当作独立的作品来阅读审美。以不同的方法论审视研究贾平凹的作品后记，可以发现他充满矛盾的双重身份：“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久居古都的乡村士大夫”[21]。也可以归纳出作家长久以来孜孜以求、努力尝试并渐趋成熟的意象化叙事追求[22]。可见，依据不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以问题意识引领研究，可以使创作谈中作家的心态和创作历程中的某些轨迹和规律得以清晰化地呈现，成为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开拓研究的新领域。

以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还须注意其生成语境，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其动态性的变化，确保其作为历史资料的有效性。1998年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南方文坛》就若干问题对来自七个不同民族的十四位作家进行访谈。有作家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只能由本民族作家来完成，而现实情况是2005年汉族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同样，红柯来到新疆，感觉遍地是“黄金”，辽阔的草原和戈壁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浸透着血性和原始的生命激情，这深深感动和鼓舞着红柯发表了一系列描写西域、赞誉大漠精神的作品，以一个中原汉族作家的身份将西域风情和阳刚之气隆重推介到读者眼前。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学交往、民汉文学交融的文化内涵等议题被广泛深入地探讨，当年有争议的问题已然得到了事实强有力的回应。可见，不论径情直遂或宛曲含蓄，作家创作谈都产生于具体语境，但时移世易，其作为史料的有效性应引起使用者的警惕，才能避免为过时的言论遮蔽目光，避免误导研究的整体倾向。历时地看，个体的起伏沉降会表露出作家的心态史，超越个体层面，宏观地看，则会征兆某种时代风尚，或成为某种方向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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