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3)

小说的奥秘是无穷的，经由阅读输入，作家们不断探索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一方面，通过解读经典，阐释其在形式与思想方面的经典魅力，完成文学典律建构中承上启下的任务。克服影响的焦虑，发现经典之作细微之处的精彩，对世界优秀文学的解析是作家完成其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之一。另一方面，如韩少功在《时代与文学》中所言：技术手段的革新，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心理性格、文化生态、表达手段等等不可能固守不变，文学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和社会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大破大立。由作家创作谈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某些新动向，其一便是关注“中国经验”，尝试修复传统。作家们普遍有传统叙事品质和美感神韵的写作诉求，试图通过写作向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及传统的写作手法学习、致敬。迟子建说：“其实在中国来讲，中国文化中有唯美的传统。我们最早读《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诗、唐诗、宋词等，讲究格律、意境，我觉得那是绝对唯美的。”(《文学的第三地》)毕飞宇在《通向人类性的写作》里梳理自己这一代人创作之初首先接触的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人到中年，又意识到民族性的重要，反过来重视从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汲取营养，语言和思路也都为之一变。王蒙有《〈红楼梦〉：不可思议的伟大》《〈红楼梦〉的写实与其他》等文，盛赞《红楼梦》的虚实结合带来厚重与轻灵、执着与超脱完美圆融的意境。受《史记》《聊斋志异》的启发，他在《这边风景》每章后也以“小说人语”略做说明、发抒感慨。格非在《废名的意义》一文中阐明要重新重视中国小说创作的诸多优良传统，比如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陶冶与滋养而形成的诗性传统。贾平凹在他一系列后记中反复提及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即“意象”，强调自己在琐碎的日常化描写之后，整体上极力张扬的是“意象”，读者要能从形而下中感悟出形而上的意味。水墨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贾平凹融通绘画与文学的创制，提出“以水墨而文学”的写作主张，并以一系列作品展开创作实践。从西北一隅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以还原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绘成一幅水墨历史画卷，以空白手法达到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注重写意与玄理，追求神态与意趣，探索融通不同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拓展叙事文学发展的新境界。金仁顺在《文学与传统》中则明确提出作家要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去捕捉和发现埋藏在传统文学里的精髓，并将它喻为作家创作的造血干细胞，在写作营养不良时，能提供重塑作品生命的可能。令人欣喜的是，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家逐渐减少了来自西方的“影响的焦虑”，更加坚定了广泛和深厚的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中积淀有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可以为当代文学提供丰厚的滋养。

综合地看，新时期以来作家从文学及其写作内部与外部剖析特征，发掘内容寓涵，探讨小说写作的多重可能，提出具体的要求或期望，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是作家们戴着镣铐地手舞足蹈，这一部分作家创作谈是文学理论和史料的兼容。

(三)文学传播、接受与批评视野里的作家创作谈

作为完整的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传播、接受与批评必然会引起作家的充分重视，真实记录文学创作与外部时代因素，如与其他作家、与读者、与刊物、与批评家、与评奖等动态交往过程，显示了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的又一重要维度，即把审美经验放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去考察。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描述、记录、解读和批评提供了可资互相参考补充的资料，构成作家作品研究的不同侧面，记录交流切磋的经验，展示不同作家的精神风采，可以成为后世的“掌故之学”。格非《作者与读者》《作家与批评家》两文幽默辩证地论证其间的关系，建议“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有比优秀的作家更深厚的文学素养”。毕飞宇曾善意、谦虚、充满信心地写下《作家要永远相信读者比我聪明》《批评家和作家可以互相照亮对方》，并著有专门文章分别谈到了当代吴义勤、南帆、王彬彬等批评家，生动地谈及他们较少为人所知的气质、道德自律和修辞格式，归纳他们理论批评的方法论和学术经验。

文学接受包括社会接受和个人接受，其中，期刊是孕育和推动当代文学的重要场域，因发表作品而与期刊结缘，作家与期刊之间往来而产生的史料同时具有个人接受和社会接受的意味。陈忠实给《当代》编辑的15封信简要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二人的往来切磋，与写作相关的生活和工作，对编辑把精力心血默默倾注到刊物和作者身上的伟大牺牲精神表示感谢。“传媒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它既是文本传播的载体，也是建构文学生存环境以及作家身份认同的文化力量，还是文艺政策的重要传达渠道、舆论氛围的制造者，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叙事范型，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5]作家谈里关于创作与期刊、编辑之间的史料会涉及文学生产、文学机制、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等诸多方面，值得长久关注、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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