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6)

在访谈录、对话录、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的创作谈中，作家和研究者之间可以展开对话、沟通，这种对话关系突显了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的互动性。作家发表的对于阅读接受和批评的意见、建议，提供了文学创作与阅读批评的交互记录，是批评史和读者阅读接受史的重要史料。余华在其长篇小说《第七天》研讨会上听取发言后，就情节的设计包括作品语言被骂的情况做了解释说明，承认作品是怪诞小说，并声称目的是抄近路以便更快抵达现实，后经整理发表，题为《长篇小说〈第七天〉作品研讨会纪要》，是作家与读者之间较为成功的交流对话。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较为密切，二者的交流也应引起充分注意。阿来曾指出批评不应该具有优越感，否则只会让被批评者感觉那些批评与自己不相关而更加远离。他申明作家的写作是在一定的局限下，并有力地质问文学批评不也是同样的吗[16]？作家、批评家、读者，三者之间的有效沟通非常重要，交流沟通不畅就会有隔膜甚至不满，残雪曾说：“怎样将读者引导到正确的文学道路上来，让他们通过阅读参与对于人性的探讨，这个任务落到了批评家的肩上。不用我来评价，大家都深有体会。我们的创作，实际上早就成了作家们的孤军奋战。某些评论家不但不能引导读者，提高读者的鉴赏力，反而时不时来添乱，来助长读者中的保守情结，使得阅读的水平下降。”[17]无疑，她指出了批评中某些保守倾向及其危害。批评家是特殊的读者，需要负责引导普通读者，同时需要参与对作者的对话、交流、甚至“场外指导”。因此，无论学术批评还是媒体批评都应该重视作家的心声，应该有比作家更丰富全面的知识和更少的偏激。

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的互动性还表现在作家对某些评论的解构，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局部廓清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个别问题。吴言运用“科幻现实主义”一词评论刘慈欣作品，但刘慈欣解释“科幻现实主义”是通过科幻小说从一个主流现实主义文学所没有的角度来隐喻、反映和批判现实。“从我自己来说，反映现实不是我创作的目的，在我的小说中现实只是作为想象力的平台，我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就在科幻本身。”[18]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一文也强调《风景》并非反拨先锋文学的“新写实”小说。而她和王安忆、铁凝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女性写作”这一界定表示并不认同，那么，批评家和研究者就不应再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地局限和满足于这一单一视角的解读。

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把新时期作家创作谈纳入史料范畴，将从精神史、接受史、传播史等方面进一步充实当代文学史料的内涵，是对当代文学研究“史源”更为深广的拓展。经过系谱化，可以使之成为思想史的内容。长远地看，作家创作谈与创作实绩之间会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也会带来当代小说美学理论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构的新发展。

三、新时期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的应用

作家创作谈以其丰富性和层次性发挥着重要的史料作用。在文学史书写和具体的研究性论文中，作家创作谈被当作行文论据是常见的做法，其根源由来已久。《尚书》中的“诗言志”、《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罗马郎加纳斯《论崇高》中说作品的崇高是作者“伟大心灵的回声”，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思潮认为世界经过了作者的筛选过滤才进入作品，他们强调的一个共同思想即：是作者创作了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文论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注重研究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这“无疑是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广大读者进入作家的心灵世界与作品的艺术境界的一把金钥匙。因而，为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论体系之建立，亦打下了一定基础”[19]。作为一手资料的作家创作谈可以开拓读者的文学视野，启发其艺术思考，辅助其开展研究。

文学史作为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是记录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因此，文学史也可以提供历史史料，但其性质与其他人文科学中的史料有着重要区别。文学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或科学真实，作家创作谈固然重要，但其本身的特性要求使用者认真分析鉴别，辩证地取舍和应用。

创作谈作为史料，首先要考虑到它也是作家的创作。文学创作是重视情感、依靠想象来完成的，作家的体验与记忆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化色彩。王朔幼年的朋友读了他的小说后都说他写得不真实，实际上，允许作家的创造性想象和个体情感寄寓，其作品必然不会等同于生活真实。况且，史料并不等于真相，创作谈与作品之间有距离，作为史料的创作谈与现实生活之间也有缝隙，研究者的任务不仅要有效处理差距和填补缝隙，更要对创作谈进行实事求是的辨识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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