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料的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及其价值(4)

作家谈作品在域外的翻译、传播情况，推介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记录中外文学交流，以及他们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等等，都充分表现了对语际书写的重视，借此可以展开对当代文学跨疆越界的多元建构，将从事实上拓展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沟通的视野和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的重要意识和历史事件，这里暂不赘述。

事实上，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创作谈以其大量丰富、多元的内容早已在批评和研究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创作谈作为文学史料，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必须引起充分重视的理性自觉。时间飞逝，总结当代文学70年历程，加快搜集相关史料、改善作家创作谈搜集和整理的迟滞现象，已然成为一个需要注重时效的问题。

二、新时期作家创作谈的史料意义和研究价值

在新时期启蒙的历史情境中，作家们积极展开思考，他们所提供的作家创作谈彰显了创作和阐释的主体性，为解读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产生于具体语境的作家创作谈内含不同作家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及价值判断。将其纳入史料范畴，广泛搜集和整理，会增加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丰富性与层次性，其史料意义和重要价值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作家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性和独特视角，他们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人，其亲历的某些事件本身即是真实的历史资料，同时，特殊的个体体验和对时代、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既有历史备忘录的意义，又具有个人情感体验的深度和感悟力。创作谈是作为个人的作家对时代精神的观察、认识、理解、体验及其形象化过程的呈现，也可以发现和重建历史史实，由此，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作为“史料”进入文学史乃至思想史。徐怀中的《〈底色〉与人之常情》回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战地采访的见闻和感受，其中发生在敌我之间的个体友谊和爱慕之情令人纳罕不已，徐怀中将这些写进小说《底色》，说明“‘人的’纯粹感情属于天性，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变得了的”。以自身见闻叙写战争另一面中普通人罕见的故事，表现超越残酷战争的美好人情人性。汪曾祺《关于“样板戏”》记录了“样板戏”创作、排练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建议“大百科全书”、《辞海》收入这一词条，并对这一畸形现象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体现了一个亲身参与“样板戏”编排者的历史反思和责任意识。苏童时隔多年再看当年的“先锋”小说，回忆当初仿佛大幕拉开，他们却在“裸奔”——是文字和句子的裸奔。“最初的几个台词说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剧本没写，这出戏怎么唱下去？”[6]从先锋作家内部，诚恳地描绘了当时的真实心态。作家创作谈中纪实性叙事的部分内容具有历史学的意义，这些事实作为逸史提供了历史资料中的细节部分，应该妥善储备以供构筑文学史叙事大厦之用。

文学与历史各自独立又彼此相关，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史学”，作家也是“史家”，他们重视史料的搜集，将其融汇于小说创作中，从而成为文学性的历史资料。莫言曾著文《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关于以小说再现历史真实，莫言说“当小说能再现历史真实面貌时，就不再是小说，而真的成为历史了。作家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想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法和心态，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把虚构的东西渗透进去”，主张想象力和史实考据相结合。严歌苓每年都要回大陆体验生活，为写作《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她曾分别到日本、青海搜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范稳作为汉族作家而成功地书写了多部藏域小说，也与他对史料的搜集和扎实的调研密切相关，在《悲悯大地》中，他将这一部分内容以非虚构的形式嵌入作品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也坦言：为写小说，他将上至春秋时期、下至今日、从北京一直到浙江都纳入考察的范围，深入阅读各种资料、史书、方志、典籍和学术文章后，“京杭大运河矜持地在漫漶的时空中金灿灿地浮现出来”[7]。

作家创作谈中关于生活事件作为历史史料与历史史料进入创作，这两种情况都有力地证明了历史与人的双向建构，在人书写历史的重要向度上突显作家创作谈的重要史料价值。

第二，作家创作谈作为史料，是“有我”的历史，其本身所具有的私人话语属性为进入当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心灵史的意义。因为直观、感悟和体察，作家创作谈保持了作为史料的主体性、人文性特点。相较于公共性文献史料，作家创作谈具有独特的运行程序和方式，更具有灵动的私人话语色彩，有着不同维度的价值意义，需要更富有情感体味的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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