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电影中国电影的另一种可能(3)

这个口子，可能是自我放逐似的孤身旅行。可能是纵欲。可能是禁欲，在谈禅说佛中度过余生。可能是另外寻找一副翅膀，企图再做飞翔，这翅膀或许是绘画，或许，就是电影。

电影不是最高级的艺术。最高级的艺术是音乐。但是，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像电影，可以容纳所有门类的艺术为其所用。想想，这是多么强大的诱惑。我是个日常生活简单的普通人（比普通人还简单，吃素），但也是个经不起诱惑的小说家。

所以，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出这样一个短篇：只有两个人物、只有一个场景、只有一天的时间、只有对话，却又是很有趣、很有意味的故事。我会用它来做我电影的“一”，去找资金，搭班子，把它拍出来。我似乎已经看到，这个陷阱已开满了玫瑰花，就在路上某处等着我。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来讲述我个人的电影情结呢？因为，我的情结与一部分作家的情结正是相同的，理解了我，也就理解了这些手执导筒、屡败屡战、执迷不悟的作家。

“作家电影”是一个电影史的故事陈佑松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是否存在“作家电影”的现象，作家参与电影生产是否会给中国的电影生产带来新的契机？

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作家电影”属于作者电影的范畴，其观念是现代主义的。而今天中国的电影，主要是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而存在和发展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化工业产品之间不仅有观念上的冲突，也存在代际更迭的问题。

自从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一直在为自身的独立表达不懈奋斗。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电影运动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电影以视听媒介为基础，完成自身的本体确证。这在巴赞那里成为一个著名的追问：电影是什么？

但是，就在电影力图摆脱戏剧和文学的阴影时，文学却不断侵入电影的世界。由于文学与电影共享着叙事艺术的特征，所以，文学家进入电影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对于文学家来说，电影语言是对古老的叙事方式的创新，是对沉浸在“影响的焦虑”中的文学家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刺激。于是，现代主义文学家纷纷对电影投注了热切的目光。有的人将电影的视听方式借鉴到文学中，如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等。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完全是电影镜头焦距调整和场面调度的效果。

还有一类作家深受电影蛊惑而跃跃欲试，进入到电影的领域中，进行电影创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左岸作家群是一个显例。大量作家参与到电影的创作中，这些作家包括加缪、杜拉斯、马尔罗、格里耶等等。

这些“作家电影”构成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重要部分。它们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艺术上寻求实验和突破。观念上则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突显着个体的孤独和世界的荒诞。他们的艺术思想被《电影手册》忠实地记录。直至今天，《电影手册》依然保持对场面调度的兴趣，其主编傅东认为，场面调度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这种表述是带有精英现代主义色彩的。

通常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奈的《印象·日出》是这场运动的起点。20世纪初先锋现代主义崛起，通常的代表是德国表现主义；二三十年代是精英现代主义，包括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等。精英现代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创新意识，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等级色彩。艺术被赋予了超离世俗生活、对抗资本与工业的超越特性。这当然是对康德以来审美自律的深化。正因为如此，才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强烈批判。

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氛围中的“作家电影”是与作为文化工业的电影产品不同的东西。

至于谈到当代中国，有一些作家转战影视，是否可能打造出“作家电影”，对这个问题恐怕要具体分析。韩寒和郭敬明都涉足影视，甚至在持续不断地导演和生产电影。他们是否可以算当代中国“作家电影”的标志呢？

首先，我不认为韩寒、郭敬明等人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我更愿意把他们理解为当代文化工业中的创意管理者。他们的写作属于工业化操作，包括产品贴牌、流水线写作、公司运营等。这些并非不好，但他们绝对不是萨特、加缪、格里耶等意义上的作家。郭敬明们是文化工业中资本运营和创意管理的新型写作者，是当年阿多诺、霍克海默齐声痛斥的摧毁精英文化的人。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1/0309/8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