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4)

(六)金庸是时事评论家

金庸被称为“香江第一健笔”，这一称号并不是指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而是指他的新闻时事评论。《明报》的成功，有赖于金庸的两支笔：一是他的武侠小说，一是他的《明报》社评及时事专栏文章。

第一，不署名的《明报》社评，写了30多年，数量有7 000到8 000篇。

第二，署名徐慧之，发表于《明报》“明窗小札”专栏的文章，历时6年，近2 000篇。已出版《明窗小札》数册，还只是专栏文章的一部分。

第三，署名黄爱华，发表于《明报》“自由谈”专栏的“论祖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系列文章64篇，后结集为《论祖国问题》出版。

第四，署名查良镛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共37篇。

第五，从1981年开始，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香港回归祖国及中英关系的文章，后结集为《香港的前途》出版，署名查良镛。

仅以上提及的部分，就有上万篇文章，这是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据张圭阳《金庸与〈明报〉》一书介绍，《明报》社评可分为六大类，即有关中国大陆、有关中国台湾、有关中国香港、有关华侨、有关苏联及共产主义、有关当时国际热点问题。金庸对社评的要求，一是有精辟见解，二是提供知识信息，立场鲜明而且前后一致，十年、八年以后看了也不后悔[5]。

(七)金庸是国士

“国士”这个词现在很少使用，所以要作专门界说。所谓“国士”，是指关心国家大事、懂得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且影响国家大事的人。称金庸为社会活动家，当然有其道理，但国士或更准确。社会活动家与国士有相通之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士活动的侧重点当然是国家大事，即有关国家层面的事务，关乎国家气运与大势。说金庸是国士，证据如下。

第一，从1985年到1989年，金庸先生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起草小组港方召集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88年，查良镛和查济民共同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政治体制设计的基础方案。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保证香港平稳回归，兼顾中、英两国的利益和面子，立足现实而逐步实现民主理想。

第二，早在1973年4月，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会见了蒋经国等台湾领导人，并且应邀参加台湾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在会见蒋经国时，他曾劝说小蒋先生不要以“反攻大陆”为宗旨，因为反攻不可能成功，且会导致数百万同胞流血牺牲，而应注重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他把自己对台湾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写进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长篇报道中[6]。

第三，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于1981年在北京得到邓小平的接见，1984年得到胡耀邦接见，1993年得到江泽民接见，多次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愿意接见查先生，是因为金庸的《明报》社评在香港及海峡两岸都有一定的影响，也是因为《明报》一直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及改革开放国策高度赞赏，因为金庸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金庸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过程，一部分被公开报道过；还有一些没有公开报道，有待将来研究。

金庸成为国士，并非偶然。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首先，金庸的第一个理想，是想当外交官。当年他曾考取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及中央政治学校，最后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是很好的例证。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更是书生报国的重要路径。

其次，金庸辍学后，又到东吴大学法学院进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以前中国海外资产的归属因而成了一个问题，金庸写了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以“人民主权”立论，于1949年11月15日和18日在《大公报》连载。这篇论文受到著名国际法专家、东京审判庭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的注意。

再次，梅汝璈先生于1949年12月初安抵北京，从1950年起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于是邀请金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金庸欣然于1950年初从香港来到北京。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事制度的原因，被告知不能直接进入外交部，而只能先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金庸才返回香港。

又次，在《明报》社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国士情怀。在有关中国大陆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华侨问题等的系列论述中，充满民生关切，也充满了对国家政治、人民利益及文明发展的积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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