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8)

在上述八种身份中，学人、国士、商人三者，重要性似乎比不上时事评论家、影人、作家、译者、报人。实际上未必如此，学人、国士、商人三者，既是社会身份，也是内在素质，借此能窥见金庸成就的深层奥秘。具体说，学人素质，即好学、善学与博学，是一切成就的基础。国士志向，对个人而言，不仅是精神标高，且是动力源泉。商人天赋为什么特别重要？按金庸本人的说法，这种天赋的本质，是洞悉人类欲望需求的能力，简单说，就是知人之能。金庸有知人之能，既可说是来自报人、译者、作家、影人、时事评论家等工作修炼的结果，亦可说商人天赋是他作为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和时事评论家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些行当，无不需要阅世鉴人及知人论世的非凡洞察力。

本文前几节采用的序列，即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是一种顺时序列。顺时序列是金庸传记研究的基础序列，本身是一种观测与评估模型，即通过这一序列可观测和描述金庸的工作经历及其事业成就；而通过八种身份内部连接方式，可探讨金庸的精神结构及其形成过程。顺时序列只是一种基础研究模型，要对金庸的功业作进一步研究评估，肯定还需要不同的模型，即对金庸的功业与身份作重要性排序。

前文提及的苏州大学排序与百度条目排序，即是重要性排序的简单模型。苏州大学和百度对金庸身份功业的重要性排序截然不同，至于哪一种排序更准确、更合理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不同的排序，当有不同的理由，亦即依据不同的标准。要讨论排序问题，必须先讨论排序的标准。想要达成共识，就要找到共识的基础，即重要性排序的评估标准，这就需要进一步讨论。

功业重要性评估有两类标准。一类是传主自身的标准，可分为职业标准、事业标准、志业标准。职业即谋生手段，亦即不得不做的行当；事业即爱其所做，愿意主动付出更多心智和精力的工作；志业即做其所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理想事业。按照常识，我们知道人们对待职业、事业和志业的态度不同、热衷程度不同、投入时间和精力不同，所建立的功业通常也会因此而不同。也就是说，志业重要性大于事业，事业重要性大于职业。每个人的才能不同、志向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其职业适应、事业选择、志业偏好也就不同。就金庸而言，报人(打工编辑)、译者、影人三者，当属职业身份，证据是一旦有更好的选择，他就另谋高就。创办《明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作为时事评论家、新闻事业家(报纸把关人)、传媒企业家(商人)，应是金庸的事业选择，证据是他坚持时间最久，付出精力最多，相对成就更大。金庸的志业是什么？根据他报考大学时的专业选择，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谋职等事实，可知金庸的人生理想是当外交官，在国事领域有所作为。国士、政事参与者、国法起草者、社会活动家，可视为金庸的志业。按照这一理路，苏州大学对金庸功业的重要性排序时，说他是政治家、报人和小说家，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类标准，是行业或专业公共性客观标准。个人功业成就几何，不仅取决于个人天赋与努力，还有赖于社会环境、人生机缘及某些未知因素。如此，一个人的实际功业，与他本人的志业偏好不见得完全成正比，即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时，就需要另一套标准，即客观性的行业或专业标准。例如，金庸是译者，应将他置于翻译行业内进行专业比较与评估；金庸是影人，应将他置于电影剧作和电影评论行业内进行比较与评估。金庸的八种身份都以此类推，比较他在不同行业建树的卓越程度及影响力大小，卓越程度高、影响力大的功业，重要性排序当然靠前。按照这一评估标准，百度的排序，即说金庸是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显然更有道理；而说金庸是作家、新闻学家(准确说法应是新闻事业家)、企业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就更准确而精细。

有意思的是，苏州大学虽然将金庸的作家身份排序第三，但实际上却又认同百度上的公众标准，即认为金庸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武侠小说作家。证据是，此次研讨会是“金庸研讨会”，而不是“查良镛研讨会”。金庸是武侠小说的专用笔名，苏州大学以金庸之名号召大家来开会，就能说明问题。

作家身份是金庸人生与事业的最大变数。写武侠小说，原本不过是职业行为，即作为报纸编辑，有责任和义务为报纸写作连载读物，老板让写，就不得不写。出乎意料的是，持续写作武侠小说，不仅成就了金庸之名，更成就了作者的新闻事业——没有武侠小说，就不会自创《明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时事评论家、新闻事业家、传媒企业家等多种身份头衔。进而，1955年至1972年写作武侠小说，可能只是职业行为；1970年至1980年十年修订武侠小说，那是把武侠小说当作一份事业来做了；世纪之交再次修订武侠小说，就不仅是把武侠小说当作事业，而且是当作一生的志业。很显然，金庸本人对自己的武侠小说的重要性评估在不断发生变化，作家身份的重要性排序不断提升，把金庸历年来对其武侠小说创作成就的自我评价进行比较，即可证明这一点。惜乎本文篇幅有限，无法作详细比较引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越来越高，其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排在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第四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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