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7)

第五，时事评论家身份的影响。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武侠小说，另一支笔写《明报》社评，两支笔由一个大脑支配，自然会相互影响。直接证据是，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8]进而，作为社评撰稿人或时事评论家，要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及社会问题作出准确评说，不仅要求作者要有对人世与人性的高度敏感性，更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来自训练有素的观察，更来自长期不懈的思考。而对人世与人性的观察与思考，自然会丰富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思想库。例如，面对、体验并思索当年香港人的身份焦虑，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张无忌、萧峰等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之中。更不必说，如果没有国际视野及和平主义精神，就不会有超越民族矛盾的《天龙八部》；如果没有对现实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忧思，就不可能有《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第六，国士身份的影响。国士身份的获得，须有国士之志、国士之心、国士之才，金庸非同凡响，在于三者具足。这不仅在《明报》社评中有充分表现，在其武侠小说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在武侠小说创作之初，民族关怀和国家关怀就成了他的创作主题，《书剑恩仇录》中满汉民族冲突主题，《碧血剑》中阶级矛盾叠加民族矛盾，《射雕英雄传》更总结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新武侠伦理，足以说明问题。进而，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直接参政者无法企及国士精神高度，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服从权力意志，不敢且不能对国家命运与前途作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身份与自由意志，是国士之为国士的基础。金庸与梁羽生的不同，在于金庸能够冲破礼教大防，跳出思想束缚压力，作出自己独立性的思考与判断。所以，金庸的《神雕侠侣》是批判传统礼教、张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经典，而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则仍拘泥于传统道德的正邪之分；金庸的《鹿鼎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之书，而梁羽生的《武当一剑》仍是纯粹的武侠传奇。

第七，学人身份的影响。这一影响无所不在，金庸作为报人、译者、影人、小说家、商人、时评家和国士，无不基于他聪慧、好学且有真知。只要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无论是学术生产、新闻生产还是艺术生产，都必须具有“生产性”。而生产性的基础是丰富的知识储备，精神生产的能源则是被消化吸收的真知。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恰是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山川文物、典章制度、释道宗教、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茶酒草木乃至花鸟虫鱼知识，部分来自学养积累，部分来自训练有素的活学活用能力。更重要的是，金庸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并以此作为创新想象的依据，例如《天龙八部》，就把佛教经典中的八种非人的神道精怪概念，与精神分析学视野下的人类非理性神经症候群结合得天衣无缝，小说中人物的心理与行为匪夷所思，但每个人物都有其真实的社会与心理依据。

以上是以作家身份为焦点，讨论作家身份与其他身份的双向影响。在上述八种身份之间，自然还有更多的连线方式与更多的思考与研究路径。例如，金庸的国士身份与商人身份的相互影响，在他的《香港的前途》一书封面就有著名的查氏公式，即“自由+法治=稳定+繁荣”，显示了他稳健务实、改良渐进的观点，这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场，是基于他的文化立场，也与其商人身份密切相关。

三、职业、事业、志业：金庸八种头衔与金庸功业的评估模型

如何评价金庸的功业与贡献，是金庸传记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对金庸本人了解得越少，想象空间就越大，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本文析出金庸的八种身份暨头衔，是基于他的工作成就及人生节点，是一条可探索且可复验的研究路径。借此路径，可以全面了解和评估金庸的工作业绩、知识结构和精神维度，从而才有可能建构真实且准确的金庸形象。

要说明的是，本文选择报人、译者、影人、商人、国士、学人等这类中性概念，而没有使用新闻家、翻译家、企业家、政治家、学者和思想家等通用头衔，是要避免望文生义，不希望对金庸多方面成就作不假思索的神化演绎。金庸在英文翻译、电影创作、时事评论、企业经营、立法实践、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还有待不同专业的学者作恰如其分的研究评估。

文章来源：《作家天地》 网址: http://www.zjtdzz.cn/qikandaodu/2021/0307/828.html